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程序法建构

我国刑事法领域有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须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涉案企业合规的立法化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就程序建构的基本思路而言,增设涉案企业合规特别程序,将整改经验和制度创新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补充;重点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分案处理机制实现涉案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相称,以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相互区分而又功能互补实现诉前分流;做好检法衔接工作,限制适用合规撤回起诉,发挥法院的程序衔接作用,并且畅通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两机关各司其职而又有效衔接,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刑事法治保障。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地位与功能研究

被赋予国际刑事案件调查、起诉权的检察官 ,在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程序中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对于国际刑事犯罪的惩治起着关键性作用。其组织和功能上的特点是 :审检合署的机构设置 ;“检警一体”的功能结构 ;在检察事务和内部管理上实行“检察长负责制” ;受刑事预审法庭的司法审查等。但在检察官行使职权时 ,存在与相关国家主权协调 ,克服直接调查取证可能遇到的障碍 。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科学定位与制度设计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话题,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引发热议。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民事执行领域所存问题的优越性。但是民事执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解决民事执行中的问题并不是单单建立一个检察监督就能解决的。正确的思路是:首先科学厘清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法院监督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依法监督、有限监督、不替代执行和效率的原则,对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启动模式和具体监督方式等进行制度设计。

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间的“共议格局”——一种组织社会学解读

当下中国的司法体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共议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动,这是三机关在长期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与正式制度相脱离、旨在得到相互认同与支持的行动策略和规则。同样的规范结构、以"成绩为中心"的刑事司法考评结构、对应化与人缘化的组织空间结构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实践中"共议格局"表现为检察机关纠正法院违法适用时的"不确定性"、逆向运转的刑事诉讼程序和稳定的刑事抗诉率。"共议格局"的本质是法院外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故镶嵌其中的法院改革是一种全方位、多主体的整体规划和设计,这可以从组织互动的角度为司法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批捕权归属的再思考

我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的体制既是长期司法实践的惯性使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契合检察监督理论体系,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但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存在正当性疑问。法院行使批捕权并不会使法院产生预断,也不会影响批捕效率,还可大幅降低高羁押率。因此,我国应建立法院行使批捕权模式。法院行使批捕权,应从批捕机关的设置、批捕审查方式、逮捕证明标准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建构。

网络纠纷案件的管辖权确立标准探析

网络所构筑的跨越地域界限的虚拟世界,向现实的地域管辖权提出了挑战。各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管辖权确立标准。美国法院在其今年来的判例中使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为网络管辖权确定了初步的规则和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将"被告就原告"＆"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作为一种管辖权确立标准之补充,适用于网络纠纷之中。

关于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公诉人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成为法定义务。公诉人出庭有利于落实对抗制诉讼模式,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但同时这也会给公诉人带来理念、素质与工作量等方面的挑战。许多检察机关在积极尝试探索出庭模式,主要形成了专职公诉人出庭模式与公诉人集中出庭模式。两种模式优劣并存,需要进一步论证,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机制。

庭审话语消极语用距离关系分析

文本描述了消极语用距离的定义和特征,基于真实的庭审话语语料,重点分析了目的冲突双方——公诉人和被告方之间的消极语用距离关系及其话语策略。研究发现,公诉人常常采取的消极语用距离话语策略主要包括:有罪预设、反驳、打断、否认、责问、再阐述、交代罪行等;被告律师的消极语用距离话语策略主要有反对、再阐述、对比、打断等;被告的消极语用距离话语策略有:弱化、模糊限制语、否认、修正、污秽语言、答非所问、重复、拖延时间等。最后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有礼"的庭审四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衡因素分析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问题,从《罗马规约》起草到现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本文旨在通过对《罗马规约》和国际社会政治因素影响的研究,分析缔约国、预审分庭、安理会和其他因素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以求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做进一步的研究。

美国审判制度

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是构成美国法院体系的主要部分,二者同时并存,根据各自管辖权,发挥其独特作用,这是美国审判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检察官、律师和陪审员分别在诉讼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功能和目的各异,在审理案件时都要遵循审判原则,依法各尽其责。

照本宣科还是娓娓道来——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是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或地区也颇为常见,而这一制度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会产生诉讼效率低下、庭审效果不佳、无法与法庭辩论形成呼应等弊端。作为控方证明行为体系中的开场行为,改革思路应当是将公诉人当庭宣读起诉书改造为为公诉证明构造清晰提纲的开庭陈述。

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变动与启示(1907-1937)

近代北京司法在建设初始即成为全国的典范,其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缩影。从三级审检体系、虚三级审检体系、虚二级法院体系到一级法院体系,近代北京司法体系的发展跌宕起伏,更迭频繁。其背后的造因,除了经费和人才这两大硬性条件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民意代表机关缺位,导致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以及全国性法律调查阙如,造成司法体系无法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是国际刑法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理由之一就在于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质疑。本文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特点进行了剖析,分析了质疑的理由,提出了适用原则。

公诉人与证人法庭问答中的预设研究

在庭审问答中,公诉人通常使用预设策略询问证人,以获得对控方有利的推理。公诉人在使用一般疑问句、附加疑问句、信息疑问句和陈述疑问句时带有一定的预设,而预设是否成立取决于证人对含预设问话的回答。是否对公诉人问话中的预设进行确认,取决于公诉人问话的目的与证人的立场是否一致。当双方目的一致时,证人倾向于采取合作态度,承认问话中的预设;当双方目的冲突时,证人倾向于采取不合作态度,否认问话中的预设;当证人对公诉人的问话目的未知时,合作与否是未知的;当证人认为公诉人的问话目的为中性时,合作与否是个变量。

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授权调查的审查范围

《罗马规约》第15条规定,检察官可以自行根据有关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的资料开始调查。如果检察官认为有合理依据进行调查,应请求预审分庭授权调查。若预审分庭认为有合理根据进行调查,并认为案件显然属于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应授权开始调查。这里所提及的“合理根据”并非一种较低标准,而是应当包括对第53条第1款所涉及的所有事项的审查。具体而言,检察官在请求预审分庭授权启动自行调查之前,应当审查法院对相关情势中的潜在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是否可进行受理,相关案件的严重程度是否足以使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及是否有实质理由认为调查无助于实现公正利益。而预审分庭也应当在审查上述事项后决定是否授权检察官启动自行调查。

新庭审方式下公诉人功能定位新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诉人庭审功能应定位为控诉和法律监督。但在新庭审方式下公诉人控诉功能得以实质化的同时,公诉人还应发挥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功能,而庭审监督则应从其庭审功能中剥离出去。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如何保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负责任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始终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罗马规约》为了保障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独立性,赋予其很多自由裁量权。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选择情势方面拥有联合国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所没有的权力,但其并不比很多国家国内的检察官拥有的权力更多,只不过国际刑事司法的性质决定了其比国内检察官更受世人关注。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关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试图不断通过公布检察政策的方式表明自己将以公开和一致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

审判监督视域中二审量刑的制约与规范——以近年二审上诉案件为样本实证分析

二审程序中的量刑监督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基于检察改革的'北京模式'构筑了刑事审判监督的专业化和集成化,从近年来二审办案情况来看,检察机关面临量刑监督抓手萎缩、有损监督质效以及对检法争议问题处理不力等问题。检察机关对于刑事审判的全面监督,应当涵盖从移送案件范围的界定,具体量刑监督的开展以及生效文书的审查等全过程。全面量刑监督的实现和强化,需要通过强化检法沟通交往,细化和规范移送审查案件范围,进而解决争议问题,建设专业规范量刑数据库,实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和强化文书审查以及构筑和深化检察一体化监督。

关于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

在理论上 ,由于与法官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差异很大 ,检察官不宜独立 ,故我国司法独立主体应仅限于法院及法官。同时 ,为尊重司法的科学特性 ,法官依法裁判仅服从宪法及法律 ,不受政党、国家机关及个人 (包括法官自己 )干涉。不过由于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 ,我国目前司法中充满了政治及行政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