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邸旧臣与宋孝宗朝政治

潜邸旧臣是宋孝宗朝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由孝宗未即位前建国公、普安郡王、建王时期的老师、属官、随从组成。作为皇帝的潜邸旧臣,孝宗即位后对这一群体十分信任并加以重用。这一群体在对金关系的处理中逐渐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守派两个派别,对孝宗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这一潜邸旧臣群体中,部分人并未真正具备政治才能,仅仗着孝宗的宠幸而得以取得高位,从而导致了孝宗朝期间佞幸政治的蔓延。

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

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本文经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是"兵马俑"、"军阵"或者"宿卫军",而是唯始皇帝方能拥有、方能动用的近臣侍卫系统,即"郎系统"真人真马真车及其装备的复制。整个场面呈现的,是始皇帝出入或即将举行礼仪盛典时基本范式的生动写照,而非所谓"兵强马壮的秦国军队的形象记录"。"郎系统"作为一种建制或体制力量,意味着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关乎秦国家机器的运作,关乎秦国之兴与秦朝之亡。

《廷臣论》对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妇女的“规训”

卡斯提廖内的《廷臣论》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以确定两性之间性别规范的著作。其中针对贵族女性社交生活的"规训"主要体现在美德、举止和仪容三个方面。这些规训通常以一种常见的礼仪形式存储在贵妇群体之中,身体因而成为"规训"和"贵妇"之间的重要关系纽带。而男权的压迫和女性由"被动者"到"主动者"的身份蜕变,最终成为针对贵妇的诸多"规训"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

清遗民话语系统与清遗民现象——以“贞元朝士”为例

清遗民的诗学和诗歌文本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有助于重新认识清遗民现象。中国古典诗学的成规对诗人的自我表达有着牵引或制约作用,因而要了解清遗民的自我书写,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种成规带来的影响。清遗民用典故或意象来代替正面的表达,从而形成了一个"清遗民话语系统"。正是这一环节,使清遗民的文学文本富于包蕴性。清遗民的常用典故"贞元朝士",主要流露出对逝去的时间、变迁的人事的感喟,和对作为"文治符号"的同光的想慕。相比于忠清而言,恰恰是这些意蕴或感情才构成了清遗民日常精神世界的主体。

宋代君臣讲《易》考

宋代君臣讲《易》、臣民进呈《易》之风盛行,持续时间很长,因此得到封赏的人比比皆是。宋代君 臣注重《易》理,并借此评论、讽谏时政,具有学以致用的意义。这种情况对宋代易学的繁荣与提高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

朝鲜人眼中的日本近代城市——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

"朝士视察团"考察报告中有关城市社会生活的记载,浓缩了1868-1881年间,明治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的基本国策,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生活方式等领域推行的近代化运动和业已取得的斐然成绩,全面展现了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巨变。此期的日本城市既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又是日本近代化的见证者、亲历者,它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佐证了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起步、迅跑。该考察报告,实际上是一篇日本近代化的全记录。

韩臣子调中消石汤治疗泌尿系结石经验探析

韩臣子认为脾胃功能失调是湿热形成的关键,以调中之法,使脾胃健运,正气充足,以断成石之源,又利于已成结石的排出。对泌尿系结石的病因病机认识与治疗用药有创新之处,创建"调中法",运用调中消石汤治疗泌尿系结石效果显著。

《原君原臣》小引作者考

孙中山持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的小册子,是兴中会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宣传品之一,其小引作者署名"杞忧公子"。"杞忧公子"到底是谁,学界或认为是王韬、或认为是郑观应、或认为是孙中山。认为是孙中山的,虽有详实考证,但其论证存在诸多不自洽的地方,难以令人信服。认为是王韬或是郑观应的,没有严格的考证,并缺乏可靠证据,也不足为信。其作者到底为谁?这不仅将关系到该作者在近代思想启蒙方面充当了何种角色,也将涉及到《明夷待访录》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本文从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其著作与《明夷待访录》的比较、其本人与孙中山的关系等方面详加考察,认为小引作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王韬,而应为郑观应。

憨山大师交游考之二:与官宦贵戚(下)

憨山在学法和弘法过程中,曾与不少官宦贵戚结交,形成了一种儒佛互补、僧俗互动的态势。憨山通过交游,不仅向这些官宦贵戚传播了佛法,还依靠这些官宦更方便地传播了佛法,实现了以佛入儒的目的。

北齐的恩倖势力与军权

北齐后期在政坛上崛起的恩倖集团,其代表人物有和士开、高阿那肱、韩凤等人,他们之中一些人如高阿那肱、韩凤出身宿将世家,有一定军功并且能够控制军队,而另一些人如刘桃枝等本是先帝亲信出身,担任了统领禁军并肃清异己的任务,他们的掌权确保了北齐后主的皇位不受威胁。但他们的行为导致北齐政治极为腐败,最终走向灭亡。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纷乱将至——拉什迪《求婚者》解读

在《求婚者》中,拉什迪诠释了20世纪60年代伦敦一个功能失调的移民社区因大英帝国的解体而出现的误解、困境和暴力。在帝国的末日阶段,随着梦想的印度和梦想的英国这一对概念的消褪与奔溃,帝国神话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英语语言作为一种曾经权威、绝对的系统,被剥夺了其权威性,被拆解、被歪曲。殖民时代的神话破灭了,或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怀旧的过去变成了破坏性的"向前",并取代了历史的现在的杂糅叙事。处于过去和现在、神话和历史、边缘和中心、定位与错位、官方语言和经改造的语言的交汇之处的拉什迪,在这个短篇中成功地编汇了一种"杂糅的民族叙事"。

欧洲礼仪和文明传统的基石——《朝臣之书》评介

《朝臣之书》是意大利外交家和诗人鲍达萨尔·卡斯蒂廖内历经20余年而写成的著作。通过对新形势下的为臣之道及朝臣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等问题的探讨,该书为同时代及后来人确立了新的道德规范。随着该书以各种语言在欧洲各地出版刊印,它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的一本著作,给各国贵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成为欧洲礼仪和文明传统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

《歧路灯》“官场”描写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以写"教子"为中心,旁及官场,写了个别的贪官和大量的"好官";其托明代以写清中叶,揭发指斥官场的时弊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却指望着政治清明,多一些人入官场后能洁身自好,并前无古人地在书中传授暗黑世纪里做官的经验。但结果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给人以改良政治的信心,小说家创作"名臣传"干政救世,遭遇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因而小说虽写了那么多的"好官",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五臣注《文选》注释体例考

《文选》五臣注在训释词义、解说句意、注音、征引典籍、解题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注释体例。梳理五臣注的注释体例,为确定五臣注的原貌,从而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混乱情况进行区分提供了可能。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新体诗的突围——景龙之际宫廷诗人的复古实践与诗体革新

新体诗自诞生起就广受争议,在龙朔前后更是达到高潮。但上官仪、"四杰"或者陈子昂等人,在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时,常陷入新的困境。最终带领新体诗走出发展之障碍重围的,却是景龙之际理论呼声并不高的宫廷诗人。他们的现存作品体现了积极的复古实践和具体、细致的诗体革新,包括:真正挥别新体诗律的"嬖积细微",完成了诗律的定型和普及;廓清了上官体过大的语量,利用从生活、文本习语中获取双音节词、双音复合词入诗,去除辞藻的壅塞;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诗歌主题与审美趣味上作了有益探索,发展出盛唐"雅体"的雏形。

论晏婴与中国传统官德

晏婴是我国春秋时期的著名贤相,其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事功,更在于其人品,特别是为官之德。其官德主要表现在坚持做社稷之臣、以民为本、和而不同、廉正无私、勇于礼义、俭以养德、礼贤下士、热心助人、居功不傲等诸方面,在晏婴身上几乎集中了当时对于官德的全部认识,为中国传统官德奠定了基础。对晏婴官德的梳理,为我们继承和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汉语诗歌的韵律问题——兼论付成波《唐太宗及其近臣诗声律研究》

付成波的《唐太宗及其近臣诗声律研究》虽只研究唐太宗及近臣诗的声律问题,但它对当代诗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诗歌的典型成员具有意义、藻象、音律全部特征,不讲音律的诗歌没有极尽语言的一切可能性,所以很少能成为优秀作品。

一位不可多得的蜀中英才——蒋琬论

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物蒋琬其实是一位真正的三国历史名人,其宽广无私的领袖气质、精明稳健的政治家风范和非凡的战略头脑使之成为诸葛亮之后支撑蜀汉大局的众望所归的社稷之器,为蜀汉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