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际信用治理合作备忘录:性质、效力与优化

合作备忘录是部际信用合作治理的重要方式。不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合作备忘录既是公法协定中的部际协定,也是一种契约治理形态。合作备忘录遵循契约相对性一般原理,具有相对效力,但这种效力相对性也是相对的。由于科层制特有的权力结构与行政服从义务、不完善的信用立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等,合作备忘录的效力溢出至地方公权力主体和相对人。合作备忘录具有补充信用立法、强化行政协助、促进参与式治理等优势,也存在冲击法律体系、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规避监督、缺乏合作保障等不足,因而需从合法性、规范性、民主性等方面加以优化。

绿色信贷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审计定价决策视角

绿色信贷在改善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审计定价视角出发,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绿色信贷限制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显著降低受限企业的审计收费。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引导受限企业进行绿色转型、降低其环境风险以及环境治理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其审计费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降低审计费用的正面效应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较低以及信息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地区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用在银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更高以及政府环境规制更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结论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文献,同时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债券发行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5—2019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型僵尸企业治理:淘汰与转型的双重效应

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为事件构造了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型僵尸企业的淘汰效应与转型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政策显著增加了污染型僵尸企业的退出概率,且对于存续的污染型僵尸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政策淘汰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融资可得性降低和融资成本增加导致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转型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政策强化外部监督引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淘汰效应和转型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劳动力密集较低行业更显著,且淘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转型效应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将绿色信贷政策与解决僵尸企业难题的有效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如何缓解信贷资源错配,加快推进僵尸企业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研究

不当行政干预造成区域壁垒,诱发寻租问题,是导致要素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重要成因,信贷市场尤为如此。基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选择视角,运用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干预情形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加以研究。结果表明,在干预市场条件下,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信贷寻租动机,信贷投放更倾向于迎合地方政府需求而非商业化导向;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市场约束收紧尽管可促使商业银行增强信贷投放的商业性,显著增强区域贷款增长对盈利能力的敏感性,但无法对其信贷寻租动机形成有效抑制,以致其对信贷配置的质量效应难以发挥。而良好的地方政府治理可有效提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配置质量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点,也为新形势下破除地方行政壁垒、增强地方金融监管效能以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风险承担——基于负债成本与信贷选择机制的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场景下的信贷市场技术变化与授信模式调整切入,忽视了银行融资市场的影响。区别于此,本文通过商业银行的城市聚类,使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市商业银行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融”与“贷”两个维度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表现为信用风险(信贷不良率)与经营稳定性风险(收入波动性)的共同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积累通过成本冲击效应而实现,信贷选择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风险积累,实际源自“融”而非“贷”。商业银行缺乏通过信贷溢价释放负债成本压力的能力,导致负债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风险积累。此结论可为商业银行更为精准地选择风险控制与管理的业务切入口提供启示。

农村数字经济能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吗?

基于2012—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农业信贷在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农村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农业信贷水平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数字经济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以及东中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门槛检验表明,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表现为非线性影响,只有当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农村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才得以凸显。

企业集团债券集中管理与信用利差

如何有效防范化解债券信用风险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企业集团对债券发行采取集中管理能否发挥规模优势、实现为债券“增信”,从而更好地降低债券信用风险?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业集团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集中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信用利差,证实了“收益效应”起主导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债券集中管理通过“共同保险效应”与集团声誉的渠道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母—子公司制度距离较小的公司,以及债券没有担保条款、信用评级较低、承销商声誉较差时,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研究阐明了债券集中管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内部资本市场和集团负债管理的研究范畴,为企业集团债券发行与信用风险管理提供经验借鉴,亦对于如何化解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农业保险、农业信贷与农户稳收增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确保农户收入稳步增长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在测算我国农户收入变动基础上,立足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交互效应视角,基于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对农户稳收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在单一视角层面,农业保险具有显著的稳收增收效应,而农业信贷的稳收增收效应不显著;其二,在交互效应视角层面,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在促进农户稳收增收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可以相互促进,能够与农业稳收增收形成良性互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着力提升农业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积极推动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工具协同发展。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

本文在测度231个地级市2016—2021年资本错配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全国城市综合信用指数实证检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改善资本错配情况,该效应在中西部、大型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中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信用服务水平以及提高契约执行效率间接改善资本错配。进一步讨论发现,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存在门槛效应,在政府有为程度、市场有效程度由低到高跨越一定水平后,对资本错配的改善作用将边际递增;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空间外溢效应,能够缓解周边城市的资本错配情况。本文的研究为持续引导信用要素融入城市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的效果与机制:基于银担互动有效性的解释

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是缓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强化乡村振兴资金保障的有效工具。基于近年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快速发展的典型事实,构建银担有效互动及其促进农业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对比分析不同担保模式下银担互动有效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农业总产值和政策性担保业务规模“双第一”大省为研究对象,匹配县域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数据,实证检验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的效果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能够显著增强银担互动有效性,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内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在供给、需求双向赋能背景下使得银行和担保机构形成更加充分有效的互动,通过融资边界拓宽效应、放款规模扩大效应、融资门槛降低效应、银担合作黏性强化效应等对农业信贷融资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有力促进农业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的效果与金融可得性、农业发展水平、县域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高铁建设与企业信贷配置研究——来自上市公司贷款公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整理2008—2021年近15万条A股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公告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信贷配置。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周边高铁站数增多,会提升企业从周边银行获取贷款的比重,且该影响机制在非省会城市企业样本中作用力度更大。高铁建设能够强化企业对周边信贷资源的依赖性,支持“信贷监管理论”。机制分析表明,高铁站建设主要吸引银行机构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聚集,有利于提高银行竞争及其对信贷的影响力度,进而提升企业从附近银行机构获取信贷的比重。研究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是促进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一种作用机制,为中国实现交通强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的实施将企业环境行为正式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同时也将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使得环境信用评价成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环境监管机制。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信用评价如何影响企业信贷融资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样本,考察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信用评价有利于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经过PSM、差分模型回归、2SLS回归以及排他性解释后,结果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信用评价可通过强化公司内部治理与缓解企业面临的社会声誉压力,进而助力企业获得信贷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信用评价主要有利于企业获得短期借款,对长期借款的影响不显著。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国有企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样本企业中。本文弥补了环境信用评价与企业信贷融资的文献缺口,丰富与拓展了信用评价影响后果的相关研究,可为政府进一步从信用体系建设视角增强环境规制效果提供经验借鉴与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研究——基于信贷供给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影响,并对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农户创业、产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规模,但这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缓解信贷约束这一途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最后提出了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农村消费的建议,包括制定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助农理念,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化数字推进机制等。

动态视角下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

基于Credit Metrics模型动态度量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运用双重ΔCoVaR模型分析框架量化其对单家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溢出,将总体溢出分解为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考量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传导途径。结果显示:一方面,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近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对银行业风险溢出显著,尤其是大规模债务违约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的间接溢出大于直接溢出,且高(低)系统重要性银行产生了更大的间接(直接)溢出,表明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由于与其他银行的业务联系密切,其贷款信用风险更易引发银行业内的连锁反应从而间接刺激风险爆发;低系统重要性银行因为依赖少数大型客户贷款,面临信用丢失时缺乏强劲的风险缓冲能力,更可能直接对银行业的稳定造成显著破坏。

信用社会建设背景下犯罪前科的泛化及其应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信评价与信用惩戒不断融入犯罪治理领域,导致犯罪前科不断泛化,主要表现为前科内容的生活化、负面影响的牵连化和救济途径的稀缺化。造成犯罪前科泛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信用规范加重法定义务、失信标签引发道德谴责和前科消灭制度仍需完善。在社会信用体系与犯罪治理体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社会信用理论与信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应对犯罪前科泛化的态势。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明确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完善前科事实的规范处置机制和提升前科消灭制度的复权效果等措施系统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进而着力消解犯罪前科泛化后导致的负面影响,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平衡。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基于环保严重违法失信的证据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性失信惩戒,具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是缓解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的中国实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以政府安排或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范围为有效性边界。在有效性边界之外,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限制性措施不能消除与企业具有直接交易关系的市场主体存在的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在限制具备可替代性的资源分配上因企业寻求“不当帮助”被减弱。本文以理论加实证的方法,对环保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等债务性资金的异常变化进行了研究,表明:(1)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不具备如“大炮打蚊子”般的无限有效性;(2)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有着“纱窗挡蚊子”的有效性边界,保护国家资源不受严重违法失信主体染指;(3)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之外发生着“不当帮助”问题,表现为企业严重违法失信后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增加。本文关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存在有效性边界的结论,可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借鉴;强调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对国家资源的联合保护性,可为学术界科学完整认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提供参考。

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构建包含碳排放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信贷资源优先向绿色环保企业配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其次,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及环境意识异质性,信贷资源配置更容易促进东部地区、高环境意识水平地区的碳减排。最后,信贷资源配置通过缩小环境规模效应和扩大技术效应降低碳排放。因此,要积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绿色环保行业,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统筹好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碳减排相关政策,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一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低碳转型不可避免对劳动力需求造成影响。为了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冲击效应,文章将2012年的绿色信贷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从理论上探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同时,从内部企业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城市特征角度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就业。第二,资本更新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产出效应和融资约束效应在绿色信贷政策和就业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低的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更深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城市产业结构水平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及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绿色信贷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更强。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控制重要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PSM-DID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文章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环境规制的继续加强,政府部门在考虑企业的减排目标时,也应考虑到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绿色信贷下电池厂及车企研发创新模式与策略研究

绿色信贷对研发投入、创新效应的促进作用受车企及电池厂研发模式与策略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车企与电池厂单一主导研发和双方独立研发模式下的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研发投入、创新效应的分析,对不同模式及策略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不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创新效应看,电池厂主导的单一研发模式都不是最理想的策略,不能最大发挥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下,合作对电池厂及车企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受电池成本比例、资金时间价值以及绿色信贷利率的影响;当单一方主导研发时,绿色信贷总能激励车企投入更大研发,而只有在合作状态下,才能提升电池厂的研发努力,而当双方独立研发时,绿色信贷下车企研发投入增加,而电池厂选择搭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