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自治”的数字平台信用评分:隐忧与规制

数字平台信用评分构建了与传统市场信任机制完全不同的全新信任机制,由数字平台创设并实施,经由平台用户参与和使用而不断拓展。描述数字平台信用评分处于平台“秘密自治”中:其表象为生成、使用与救济各环节皆处于“秘密自治”,其本质为私利性与公共性的利益冲突和自治秩序与法定秩序的秩序冲撞。揭示数字平台信用评分“秘密自治”的隐忧:评分标准不公开易导致信用焦虑、评分活动不受监督易诱发信用操控、评分结果无法验证可引发网络信任机制失灵。指出数字平台信用评分面临着平台自治失效、私权规制低效、公权监管缺位的规制困境。提出可通过在规制路径、规制模式、规制工具以及责任形式等四个方面进行创新,以构建秩序为规制路径,采用参与者协同共治规制模式,运用信息工具,适配资格减免责任作为规制方案,以期消除“秘密自治”乱象,健全评分制度,规范评分活动,保障数字平台信用评分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企业征信体系的构建与法律规制——以北京市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建设情况为分析基础

借鉴欧美以及日本等征信国家在信用管理、立法上的经验,我们在企业征信体系的构建中要解决路径选择和法律支撑问题,要就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开和收集、征信主体的法制化运营、企业征信与商业秘密保护协调等方面给出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

论信用信息的征集、使用与被授信主体权益保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建立信用信息正当公开制度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个人信用信息的公开,应是全面、完整的公开。在信用信息的正当公开过程中,要考虑到被授信人的正当权益保障。

企业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保护

本文认为,在我国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企业应将向社会公开的信息与商业秘密相区别。企业应公开的信息具有共享性、公利性、对称性而没有保密性;商业秘密则具有独占性、私利性、不对称性和保密性,受国家法律保护。企业可通过提高自身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管理,明确企业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序及善意取得商业秘密的法律效力,建立企业商业秘密被侵犯之后的禁令和救济制度等措施保护商业秘密。

企业失信的信用隐蔽性诱因及其管制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失信(诚信与信用不足或短缺)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对信用的隐蔽性原理及其在企业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揭示失信的信用隐蔽性诱因,认为解决信用失信的关键在于信用显性化,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以及具体建议与措施。

一种安全存储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设计一种基于秘密共享算法的存储软件,它不同于传统的存储软件,而是依赖秘密共享算法来实现信息的机密性、可用性和完整性。该软件在用户指定的信任域内相互协作才能完成信息的分散、存储、恢复和销毁。由于其实现原理的特殊性,该存储软件可以应用于容忍入侵等应用系统中。

商事人格权的理论诠释与制度构造

目前学界对商事人格权的分析多集中于法律属性和经济利益层面,对于商事人格权的理论内涵、外延结构以及功能特征都缺乏深入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商事人格权的定位还不清晰,囿于民商法的关系,该权利的本质属性和法律定位都没有达成共识。其实,商事人格权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目的在于为市场交易提供商事主体的权利信息公示、信号识别和信用彰显的便利,也体现了市场对于权利的需求。从商事人格权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和信用表彰功能来考察该权利的法律结构,并探索具体的制度构建,比较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对于商事权利的内在要求。

存款实名制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

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法律问题：储蓄的保密，家庭财产的区分，私款公存的防止，个人商业信用的建立，伪造证件的防止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尽快解决。

银行保密义务与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研究

保密义务和信息披露是现代商业银行业务运作的两项重要制度,两者相辅相存,缺一不可。解决好银行保密义务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冲突,在商业银行法或相关法规中规范银行、客户、客户信息受让者之间的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的平衡关系,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信息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论社会诚信下的政府信息公开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国家迈向民主化与现代化之今日,政府施政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是当前政府的施政目标,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建立,更为达成此目标极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