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重新定义犯罪学概念

严格地说传统犯罪学就是犯罪原因学,这种犯罪学忽略了犯罪的存在,只研究作为犯罪学对象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严重阻碍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为了犯罪学的科学性,为了犯罪学的发展,犯罪学必须完整、全面地研究自己的对象,必须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即真正的"整体的犯罪现象学"。

对117名大学生犯罪的调查与心理分析--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

经对117名在押的犯罪大学生调查,发现其整体呈现人员"三多"(高职/专学生多、低年级多、农村籍多)、经历"三差"(家庭状况差、成长经历差、学校生活差)、行为"四高"(财务型犯罪占比高、因人际冲突诱发犯罪比例高、两人及以上共同作案比率以及在熟悉场地作案率高)等特点,人格得分在宜人性、责任性和开放性三方面与普通大学生有显著性差异。可采取加强早期安全依恋关系建设、增强学生高校适应能力、完善社会配套体系等举措,系统促进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有效预防犯罪。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基于单位犯罪主体性质的思考

对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形式理性强调处罚合法性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坚守,实质理性则重视处罚合理性与法益保护原则的贯彻。争议焦点在于实施单位行为的单位成员能否绕过单位直接对单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单位,单位成员是单位的组成部分。单位成员具有自然人属性和单位成员属性。当且仅当某自然人基于其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某行为时,该行为及其后果才可归于单位。对自然人属性与单位成员属性的区分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当某人基于自然人属性利用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应当根据间接正犯理论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当某人基于单位成员属性为单位利益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行为时,则不能追究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研究——以S省C市为分析样本

小区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重要场所,小区法治环境的形成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分析S省C市发生在小区内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其案件来源主要为父母报案。在未考虑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黑数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犯罪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因犯罪对象特殊、犯罪发生区域特定,在被害人、作案人、作案地点、作案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小区内有利于犯罪实施的外部条件和被害人较强的被害性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性侵犯罪的发生。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因其对犯罪情境的关注及主动预防的姿态,与小区内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具有较强的契合性。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视角出发构建该类犯罪防控体系,应主要从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减少犯罪刺激三个方面入手。

理论与实践:醉酒驾驶出罪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规制对象,实现了对公共安全这一法益更为有利的保护。但醉驾行为是否一律入罪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理论上,区分入罪论为目前主流观点,主张对部分醉驾行为进行出罪是基于对刑法“但书”条款的考虑和限定抽象危险犯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的出罪路径依赖于对“但书”条款下“情节显著轻微”和违法阻却事由的适用,但不予定罪处罚的案例较少。

检察官视角下频发大学生帮助信息网络犯罪问题探析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等利用信息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呈频发态势,其中,帮信罪主体不乏大学生,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拟从检察官视角,以所在某省公开的各级检察机关办理的帮信罪案件为依据,分析当前大学生实施帮信犯罪案件高发现象成因,进而提出开展针对性教育、警示教育、预警宣传以及加强网络与金融监管等方面措施,以期起到预防大学生帮信罪发生的启发作用。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量刑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以132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高发并成为司法入罪与量刑的重要对象。立足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如:老年罪犯从宽处罚的原理和依据与社会现实不匹配、罚金刑的适用过于普遍、死刑规定存在漏洞等,亟待立足老龄化的社会实际,取消老年人犯罪单纯以年龄为依据的从宽处罚规定,对老年罪犯谨慎适用罚金刑,修正老年罪犯不适用死刑的起算点,完善我国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

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问题研究——以单位行贿罪为中心

对犯单位行贿罪的单位适用职业禁止顺应我国反腐败政策的宏观导向和国际法的有关要求,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行贿单位适用《刑法》中现有的职业禁止面临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困境,可以从法律解释或设立单位贿赂犯罪特别职业禁止制度的角度探索出路:扩充职业禁止的内容、缩短禁止期限、设置公告渠道、明确执行主体、与合规制度有机结合,同时向单位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被害人承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出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二)》增加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的犯罪规定,新《公司法》亦规范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与责任,二者同频共振,被害人承诺有效衔接了该类犯罪与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认定该类犯罪保护法益是企业财产权益,属个人法益。公司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应当认定企业财产权益的承载者是公司而非股东,且应当将公司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案中的被害人。被害人承诺的作出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形成,不能害及债权人等第三人的利益,必须于结果发生时存在,不允许事后追认。

身份犯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身份犯是指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不同于亲手犯和不作为犯,身份犯是以犯罪主体是否具有特定身份为标准对犯罪进行分类的结果,亲手犯是根据实行行为是否可以和主体相分离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不作为犯则是以实行行为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划分的一类犯罪,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

“制造社会恐怖”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 ,正确理解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犯罪目的的内容 ,以及由这一目的决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和客观特征 ,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恐怖活动犯罪 ,正确适用刑法相关规定的基本前提。

单位犯罪责任构造的反思与检讨

我国单位犯罪立法实行的是一种"严而不厉"的立法政策,但因对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存在误识,落于在一个犯罪行为的框架内寻求规制犯罪单位和犯罪单位成员刑事责任的窠臼,从而导致立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诸多矛盾与冲突。因此,有必要重识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单位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聚合体,它包含两个犯罪:一个是单位成员犯罪,这是实在的犯罪;另一个是单位自身犯罪,这是拟制的犯罪。单位自身犯罪和单位成员犯罪之间密切联系,但是二者并非共同犯罪,而是独立的两个犯罪行为。既然单位犯罪是两个犯罪行为,那么单位与单位成员就是并列、独立的两个犯罪主体,其各自的刑事责任应相互分离。

毒品犯罪若干刑罚问题新议——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依据,对毒品犯罪的若干刑罚现象作了分析并认为,没收毒资、制毒工具等是大陆刑法对物的保安处分;对不满16周岁和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政府收容教养或强制治疗是对人的保安处分措施;《刑法》第356条是毒品犯罪的常习犯规定,当该规定与《刑法》第65条发生实体竞合时,可以合并适用两个条款;以“顶风作案”等藉口处罚行为人,在大陆刑法理论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不应予以提倡;毒品数量应当是毒品的纯量。

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大学生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不当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是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大学生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单位犯罪成立范围“法定”原则的逻辑证伪与立法超越——以“《刑法》第30条的解释”为切入点

围绕单位实施法律未明文规定的自然人犯罪时单位与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应追究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刑事责任,但却间接抵牾单位犯罪成立范围"法定"原则,并与单罚制相混淆。理论上的否定说不可取,肯定说已被确认,立法完善说是发展方向。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遵循事实与规范并合理念,是客观(行为)责任归属与主观责任归属的有机统一,是化解《解释》难题的法理重构之举。单位犯罪成立范围应无立法禁区,并应同步将单位犯罪概念与成立条件予以立法化,统一双罚制、统一单位和自然人实施相同犯罪的处罚标准,用法人犯罪置换单位犯罪的话语体系。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形态向高层次发展的客观表现形式,其间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转移。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及城市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增加,致使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流动人口犯罪是经济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及文化冲突等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系列自身的特点。基于此,完善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机制和加强流动人口犯罪的惩治机制是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根本选择。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从社会支持网角度看流动人口犯罪

社会支持网能有效帮助弱势群体脱离困境,化解危机。流动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社会空间上的转变使其原来的个人社会支持网处于严重缺失状态,而在移入地的政府支援力量未及时到场时,两种资源的缺失使得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突显。表现为,短期来京者犯罪率高、侵财性犯罪突出、团伙化犯罪倾向明显。解决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控制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城市政府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