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精准辩护

对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做精准辩护意义重大。精准辩护的原则包括利益最大化原则、专业化原则、手段多元化原则及多策略并用原则。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精准辩护的路径由案件事实确定、依据(政策、法律、立法/司法解释、类案、学术观点)确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最终辩护方向确定、与办案人员沟通、法庭辩护等阶段组成。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辩护过程中,还需要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此提升精准辩护的深度与广度。

“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养老诈骗侦查信息挖掘与应用的脚本分析

以信息论科学为研究起点,可知侦查信息是反映“犯罪—侦查”系统的动态运行和静态结构状态的可识别性内容,其挖掘和运用是不断明确和修正侦查认识、作出侦查决策的基础,也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前提,是侦查工作开展的起点。以养老诈骗犯罪为例,引入犯罪脚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养老诈骗的犯罪模式;“犯罪脚本”如何在老年人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和发展;老年人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上当受骗。为此类高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复杂案件侦查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供新的认识途径,有利于此类侦查信息挖掘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难点与对策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长,管理也日趋完善,但是,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犯罪活动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活动具有企业空壳率高、网络化程度高、区域性特点明显、涉案金额和人员流动性大、涉税违法行为多等特点。公安机关开展经济犯罪侦查活动时面临涉案主体复杂、犯罪手段专业、区域内外认定执行标准不同、人员查捕困难、各部门合力较弱等问题。为有效打击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行为,研究并实施增加侦查力量、提升取证能力、精准厘定不法行为、加大追踪罪犯力度,警税部门优势互补等对策,以期提高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效率,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关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制度的研究

本研究首先强调指定管辖制度在确保司法效率、提升案件办理专业性及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方面的积极作用。随后,对当前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指定管辖制度的实践情况进行梳理,结合“赵正永案”和“陈树隆案”揭示该制度在现实中的运作状况。接着,深入剖析指定管辖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即明确指定管辖制度的法律依据、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提升诉讼效率等,以更好地发挥指定管辖制度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积极作用。

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分案处理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针对不能或不宜合并处理的案件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有组织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涉众性、犯罪行为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出于诉讼经济、保障迅速审判、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殊保护的需要,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常见。但当前我国分案处理的具体程序和规则并不完善,导致实践中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较为随意、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性权利。通过明确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的适用条件、统一分案的具体标准、赋予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以及明确前案裁判效力,以规范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处理。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专题入库参考案例解读

人民法院案例库围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门收录了21件入库案例,进一步统一了类似案件的裁判尺度。在入库案例的编选理念方面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罪刑均衡;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坚持综合治理,顺畅行刑衔接。本文所选取的7件代表性入库参考案例分别明确了涉公开个人信息案件的处理规则、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规则、财产信息的认定规则、网络暴力型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定性规则、批量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规则,对类案审判具有参考、指引作用。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论虐待罪中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

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是共同生活状态的基础,否则有违共同生活和家庭成员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和相应的法定价值。以客观上的共同生活状态来类推当事人主体之间的主观意愿并不符合全部的现实情况,会导致家庭成员的法律附随后果缺乏主观基础。对于主观意愿的认定,可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进行判断,即当事人需要能充分认识共同生活的状态,且具有希望共同生活状态得以实现的积极心态。可借助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知能力、行为表现、事后陈述等多个客观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数据化侦查思维在网络经济犯罪侦防中的应用

随着5G通讯时代的到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经济犯罪也较之前愈发突出,发案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犯罪手段和方式趋向于多样化、智能化,给广大群众带来危害的同时,也给经侦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运用数据化侦查思维侦查网络经济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已经逐步认识到数据化侦查在互联网领域的经济犯罪侦查中发挥了巨大优势。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整理应用,做到对经济犯罪的实时预警监测、对违法犯罪线索的深度收集研判,变被动受理受案为超前主动侦查。在破获大批经济犯罪案件的同时也整理形成了多种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和侦查技战法,真正实现了情报精准导侦,打击防范一体的数据化经侦机制。

共情技术在“帮信”案件侦查讯问中的应用研究

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在我国仍然居高不下,其犯罪网络复杂,犯罪手法多样,绝大部分都形成了上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电信网络犯罪的下游犯罪,案件数量巨大,证据收集困难,对其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也给公安机关侦查起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帮信”罪作为一种非接触型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往往也会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探讨将共情技术应用在拒供态度不恶劣的“帮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对其主观明知的如实供述,有利于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

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建设研究

我国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职务犯罪办案基地中的犯罪嫌疑人应急救护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不完善、获得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的途径受限、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差和传统办案模式应急救护风险较大。应针对性地完善应急救护的相关规定、建立犯罪嫌疑人医疗健康信息获得机制、提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加强应急救护基础条件建设以及通过演练不断健全应急救护机制;其中由应急救护专家帮助设计应急救护机制和建立“基地+医院”联动机制的经验值得推广。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基于CPTED理论的居住区犯罪质性案例研究

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苏南某特大城市城乡结合部某一典型小高层居住区开展研究。通过官方提供的违法犯罪数据分析表明,犯罪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随后基于CPTED理论框架,梳理了案件高发地点的环境特征,结合对居民、管理者等主体的访谈,探索居住区盗窃犯罪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犯罪高发区存在领域性缺失、监视不足、通道控制缺乏、环境维护不佳、目标加固不足、活动水平低等环境特征。环境设计环节对犯罪预防疏于考虑,以及环境维护和管理的缺失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可能条件。居民对环境安全性认知与实际犯罪场所的错位,以及居住区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为环境改造预防犯罪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最后提出相应优化建议,并对其普适性进行讨论。

监委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需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监察资源、集中履行对公权力的监督职能,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产生的重要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那么监委会移送的案件是否需要审查起诉?文章认为,从立法程式、公诉职能实质化、人权保障、证据等因素考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能够有效保障检察监督职能,因此监委会移送的案件应当先审查后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