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护刑法规制的可行路径——基于立法论的思考

近年来,数据犯罪频发,严重侵害我国数据安全法益与国家安全。我国数据犯罪的现行规制模式是“特别罪名+一般罪名兜底”,但该模式尚存不足之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对象被限定于身份认证信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仅对数据安全法益提供末位性保护;上述两罪对数据安全法益的保护范围未覆盖计算机系统外部数据、未覆盖数据活动全流程。为实现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周延化、独立化,应取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对象限制,并将其修改为非法获取数据罪;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分离出破坏数据罪;增设非法使用数据罪与非法泄露数据罪;以刑法谦抑性原则为基础,将数据犯罪认定为情节犯。

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改革困境与社会复位体系建构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而如何有效地引导罪错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并保障其正常生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正成为这一重要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惩罚主义与教育矫治之目的存在较大张力,可能加剧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增加再犯风险。同时,原有分级干预机制导致的防范体系疏漏或影响罪错未成年人犯罪后及时获得有效处置与支持。为了弥补这一疏漏,需要系统地梳理不同维度下未成年人罪错分级干预机制的类型,并深入剖析这些机制实际执行过程中,在法律、文化、机构等多个维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进而明确不同维度困境下罪错未成年人社会复位体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最终建构一个涵盖法规设计、教育宣传、机构协同、监督评估、人才建设、信息共享和心理健康疏导等方面七位一体综合复位环境体系。这一环境体系有助于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发生后提供及时、全面的干预、支持与帮助,保障罪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以此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网络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完善思路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步入了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3.0时代,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对网络数据犯罪内涵的重新认识,对其刑法规制的体系重塑应当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覆盖与网络数据犯罪客观归罪标准的建立。首先,数据完整性、保密性与可用性保护需求贯穿数据从诞生到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为数据法益的完整保护提供了突破口。其次,在坚持“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入罪门槛,明确罪质界定并完善罪量标准则为网络数据犯罪客观归罪标准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信息分级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梯度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兼具聚合性与隐私性。聚合性体现为涉案个人信息的危害程度,直观体现为信息数量;隐私性体现为法益内容的敏感与私密,侧面反映信息级别。随着信息分级制度发展日益成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梯度应当重点关注信息等级这一要素,同时修改《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以个人信息数量的绝对倍比为标准设置的量刑梯度。关于涉案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可以先根据交易金额和单价确定基本数量,结合当前信息分级制度背景,充分考虑涉案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关联程度和重要程度,再结合信息处理的场景,判定信息等级并确定调整系数,从而计算涉案个人信息的修正数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入罪标准和量刑起点,并结合其他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确定宣告刑。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的适用困境与纾解

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行为的危害程度,将其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并适用程度相当的干预措施进行规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意义深远。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依然面临分级标准模糊、处遇措施匹配失恰以及配套机制匮乏等问题,亟待厘清。基于此,当前应首先依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和行为主体的责任年龄进行综合考量,建构科学的划分标准;其次,厘清罪错行为分级处遇适用的范围边界,精准匹配处遇措施;最后,构建包含专门学校、社会化帮教体系在内的配套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规制的有效落实。

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行为决策差异分析

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受到需求动机、"进入"成本、道德自律三个条件约束。在引入公职人员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得出影响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的因素是效用偏好结构、既有效用量、相对效用量、犯罪金额。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效用偏好结构不同导致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决策的差异;就财富指标而言,高级别比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倾向性小,但一旦高级别公职人员发生经济犯罪,其犯罪金额较大;就相对效用指标而言,高级别比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倾向性大。

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与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的整合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视角

明晰青少年犯罪的涵义,以社会学习理论为视角,解构互联网的迅猛但不规范发展极易对青少年产生的不良影响的交互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的建设,旨在减少并阻断互联网对于青少年的不当危害,从而为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途径。

浅论我国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解读与误读

我国刑法分则中结果加重犯的规定错综复杂,往往引起学者的争议和误读。对结果加重犯的解读不单要从法定罪刑梯度的外在结构入手,还要看其是否符合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基于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结果加重犯可分为纯正结果加重犯与不纯正结果加重犯。

试论刑事诉讼的阅卷制度

在评析两大法系刑事阅卷制度的基础上,论述我国刑事阅卷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刑事阅卷制度的途径。

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比较研究

在实地调研了2008-2010年430个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案例的基础上,将其分为两类,即高级别和低级别不法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统计分析发现,高级别比低级别更加隐蔽。通过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影响高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主要是潜伏期、犯罪次数、所得来源种类等经济犯罪因素;影响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主要是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个人因素;犯罪总金额则是影响高级别和低级别两者的共同因素。

从犯罪学研究范式论“短信”犯罪

目前,随着手机的普及,利用短信作案的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对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危害,引发了一系列的治安问题。运用犯罪学研究范式对这一新型的犯罪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是科学揭示犯罪原因以及寻求正确预防对策的客观基础。通过变量等级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分析,宏观与微观分析轴的具体剖析,以及经验与思辨的结合,从而针对这一犯罪现象完整地构建出理论框架。

中学校长压力的归因与对策浅探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学校长所面临的来自升学率、校园伤害事故以及学校经济效益等各方面压力与日俱增。要减轻中学校长的压力必须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注重教育评价体制建设和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以便使校长把精力从过多地关注创收回归到聚精会神抓教学，还他们一个宽松的教育管理氛围。

罪错未成年人极端恶性事件的犯罪学分析和应对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助于预防该类犯罪。根据罪错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在出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的背景下,应落实分级处遇制度,制定亲职教育制度的相关法规,并完善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立法。

论中国古代疑罪处理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疑罪案件的重要思想,具体体现为无罪推定观、慎杀观和罪疑惟轻观。无罪推定观以“明德”为前提,以教化民众为目的,要求查明案件事实之前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慎杀观以人为本,包括“议狱缓死”的谨慎思想和“宥过无大”的仁恕思想;罪疑惟轻观是无罪推定思想和慎杀好生思想的融通,宽仁与刑威并存,务求中道。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疑罪处理的中道思想,传承古代优秀的刑事司法观念,对于当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