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开拓和深化我国刑法学研究——牛忠志《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的革新及其法治实践贯彻》序言

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立案确定罪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做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并重而不能失之偏颇。罪量认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行为事实是认定罪量的基础,对行为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认定罪量的保障。罪量认定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形式上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分别而论,导致罪量认定发生标准上的偏颇;罪量认定存在以单一或纯粹事实为根据的现象,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定罪的价值判断与量刑的价值判断相混淆;不能及时适应情势变迁需要调整立案追诉标准,难以充分体现处罚必要性。化解罪量认定中的问题需要做到:罪量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此消彼长;罪量认定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及时调整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确保刑事立案的公平、公正;健全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

论涉网新型诈骗犯罪治理下的情报研判

当前,犯罪分子使用了大量的诈骗技术手段,使得涉网新型诈骗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传统骗术没落,刷单、虚假交易诈骗突出。诈骗手法紧蹭社会热点,新型骗术层出不穷,“局中局”“骗中骗”,复合式刷单陷阱横行。但公安机关情报研判部门存在情报精准研判水平较低、情报研判制度不完善,情报互通困难等问题,情报研判队伍的水平有待整体提高。基于此,树立以情报研判为中心的观念,组建高水平情报研判人才队伍,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健全完善情报研判流程是当前迫切之需。未来,公安机关应转变思路,重视运用大数据技术,以研判为核心推进侦查信息化发展,加强资源集成,努力达成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立法要义和司法表达

追求平等是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规范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区别对待的体系性机制和规则。当前,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平等保护出现了偏差的一面,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也有失对等的严厉度,有损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贯彻质效。《刑法修正案(十二)》以切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既实质上无差别地供给了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权益的规范保护,又整体地提高了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统合了立法平等的确立与司法平等的实现。刑法中的平等既相对、又相当,并容允差异化与个别特定化。《刑法修正案(十二)》很好地秉持了立法对称与对等的相对性。在实施阶段,仍需回溯立法原意,尊重司法能动性,优化解释立场,凝练司法规则。

我国医疗事故罪裁判要素实证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以80起医疗事故罪案例作为样本,探究影响我国医疗事故罪判决结果的因素,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影响判决结果的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是否死亡、鉴定类型、民事赔偿、违反诊疗规范和取得被害一方谅解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总效应值,对判决结果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违反诊疗规范、取得被害一方谅解、是否死亡、鉴定类型;违反诊疗规范对判决结果具有最强的正向直接效应,取得被害一方谅解对判决结果具有最强的负向间接效应。在当前的司法体系下,被告人是否违反诊疗规范、是否通过经济补偿来取得患方的谅解显著影响着医疗过失刑事判决的走向。

判定犯罪中止自动性影响要素刍议

犯罪中止的自动性作为人的主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撑,目前有三种主流学说,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但此三种学说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人的主观差异性而受到阻碍。根据客观事实发生的变化克服了主观价值实现了自我行为调整的主观价值生活说可以成为自动性的判定思路,并提出时间、空间、工具、实现方式等条件转变假设,进一步提出结合主观说、弗兰克法则、主观的价值生活说三种理论的阶梯型思路,该思路能够适应中止犯在客观因素变化后的自动性判断。

我国犯罪对象过度形式化的反思

我国犯罪论体系以及司法现状虽承认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与价值判断,但存在对犯罪对象采用过度形式化的看待方式。犯罪对象过度形式化现象最终导致了构成要件间扩张与限缩的不统一矛盾,并引起了犯罪对象内部的体系不协调。犯罪对象不仅具备物本逻辑性质,更具有价值判断性质,并且犯罪对象的价值判断优于形式的物本逻辑性质。对犯罪对象过度形式化的改良需要弥合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过度分离,维护犯罪对象相对独立的性质,践行机能主义的实质判断解释方式。

档案犯罪刑罚的实证检视与立法回应——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14份文书的分析

作为档案安全刑法保障的“最后防线”,档案犯罪刑罚具有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功能。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14份档案犯罪裁判文书发现,档案犯罪刑罚总体呈现犯罪追诉率低、适用罪名集中、量刑畸轻、缓刑比例大、犯罪人再犯率高等特征,难以有效惩戒和预防档案犯罪行为。究其主要缘由,既有档案犯罪刑罚种类单一的因素,也有档案犯罪量刑标准宽泛等原因。建议通过立法增设档案犯罪财产刑和资格刑、统一档案犯罪量刑标准、规范档案犯罪缓刑适用等方式,提升档案犯罪刑罚质效。

危险作业罪中“现实危险”的判断方案——以体系性和类型性思维切入

“现实危险”的准确认定是判断危险作业行为是否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关键,应围绕“现实危险”的基本特征构建判断体系。在判断体系中,现实性无需单独审查,应以重大性和紧迫性的判断为核心。在判断标准上,应从事后查明的全部客观事实出发,以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法则为基准。在方案设计上,应以类型性思维区分“事故型”案件和“状态型”案件,差异化构建“现实危险”判断方案。

罪量认定的基本根据、面临问题与化解路径——以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为视角

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立案确定罪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做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并重而不能失之偏颇。罪量认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行为事实是认定罪量的基础,对行为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认定罪量的保障。罪量认定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形式上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分别而论,导致罪量认定发生标准上的偏颇;罪量认定存在以单一或纯粹事实为根据的现象,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定罪的价值判断与量刑的价值判断相混淆;不能及时适应情势变迁需要调整立案追诉标准,难以充分体现处罚必要性。化解罪量认定中的问题需要做到:罪量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此消彼长;罪量认定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及时调整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确保刑事立案的公平、公正;健全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

融合犯罪构成的多任务判决预测

判决预测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应用.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案情描述预测判决结果,未充分利用法律中已有的犯罪构成信息.3个子任务中罪名和法条预测任务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两者属于双向关联关系,刑期预测任务整体依赖于罪名和法条预测任务,如何有效利用这种任务关系建模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融合犯罪构成的多任务判决预测模型MJP-FCC(Multi-task Judgement Prediction Fusing Crime Constitution).考虑到罪名和法条预测任务之间的密切关系,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预测任务,内部以硬参数共享的形式联合建模.为了充分利用犯罪构成信息来辅助罪名和法条预测,从犯罪构成中抽取关键词融入模型.为了能够学习到任务的依赖特征,进而提升刑期预测性能,将整体预测任务建模后的输出结果输入给刑期预测任务.在CAIL2018数据集上开展实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期待可能性在中国刑法中的规范证成

源自德日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已得到所属国刑法的规范确认,发挥着违法阻却事由的重要作用。我国刑法尽管未明文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司法实务已有相关案例显现。引入期待可能性对于完善我国刑法体系、拓宽我国责任阻却事由适用范围意义重大。期待可能性游离于传统犯罪四要件体系之外,因此将其置于阶层论中方显合适。通过刑法总则的规范确认以及明确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情形,方能完成该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规范证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侵财类犯罪预防研究——基于470例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数据显示,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除了实施与先前吸毒行为相关联的毒品犯罪外,犯罪数量排名第二的犯罪类型就是侵财类犯罪。因此,通过对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侵财类犯罪的案例数据和案例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犯罪成因和犯罪预防困境,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预防对策,从而有效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切实帮助此类人员真正回归社会,感受社区温暖,重获阳光人生。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其他方法”的规范判断

刑法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缺乏行为定型性,难以准确认定本罪中的非法获取行为,司法认定过于宽泛,需要确定实质判断规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规范实质在于个人信息利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由于转移手段的非法性而升高被非法利用的危险。手段的非法性作为实质理解非法获取行为的抓手,其实质根据在于手段的法益侵害性,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公民个人信息之上的人身财产权益和公共信息安全流通秩序,前者既是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也是对后者的侵犯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的重要判断依据。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判断,形式上要违反前置法规范,产生信息权益利用主体扩大的效果,实质上需要进一步结合获取目的和后续处理活动等判断其行为非法性是否达到实质可罚程度。

拐卖妇女罪中涉正当防卫案件裁判规则研究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正当防卫是被拐卖妇女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武器。依法认定被拐卖妇女的正当防卫行为,是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必然要求。当前,司法机关针对被拐卖妇女正当防卫的裁判规则包括:需有阻碍被拐卖妇女逃脱的行为才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阻碍逃脱的现实危险解除时防卫时间终止;不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不适用特殊防卫。现有裁判规则在保障被拐卖妇女权利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为贯彻“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落实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裁判规则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补充完善:非法拘禁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防卫时间判断应立足被拐卖妇女具体情境;防卫限度判断应考虑被拐卖妇女受到进一步侵害的现实可能性;防卫过当裁量应充分考虑对人格尊严等精神权利的侵害性质。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辩正

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因而,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进而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兼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危害行为的处理

一个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中 ,应以有无完全相符合的犯罪构成 ,作为某一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思维模式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包括涵摄和等置两种不尽相同的思维模式。在犯罪构成要件含义明确的案件中,凭借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这是涵摄的思维模式;但在构成要件含义不明确的案件中,必须通过比较事实要件与构成要件的典型事实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同一性来判断事实要件是否符合对应的构成要件,这是等置的思维模式。

刑事司法裁判的方法与限制——以“于欢案”为样本的分析

司法裁判的方法包括认定事实的方法和适用法律的方法。考察历史上各法学流派关于裁判方法的争论,核心在于如何看待法律规则和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当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裁判的关键是处理好严格遵守法律规则与发扬法官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法的安定性价值与法的妥当性价值之间求得平衡。"于欢案"为研究司法裁判的方法提供了典型样本。通过对"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二审检察意见书和二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司法人员的法律思维及其背后的经验法则、法律逻辑和司法良知,是影响司法裁判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