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单独成罪的逻辑前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定是立法上为避免组织卖淫罪刑罚过重而降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处罚力度的具体体现。立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异质性,应合理界分组织卖淫罪从犯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是指将多名卖淫女、嫖客整体或者系统促成交易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则属于间接的帮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法在整体或者系统上直接促成相关交易。

组织卖淫罪法定刑设置失衡与解决路径

组织卖淫罪基本犯法定刑设置过重,存在刑罚处罚严重程度与犯罪危害程度不协调的情况,有违罪刑相当原则,与刑法中其他基本犯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匹配。组织卖淫罪的司法适用面临困境,现有的司法解释不足以解决罪刑失衡问题。为解决该罪法定刑设置过重的问题,应坚持罪刑相当原则,重新制定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应提高该罪主客观方面的构罪标准并提高入罪门槛,对某些行为作出罪处理;新的司法解释应明确组织卖淫罪的组织属性和管理控制属性,将不具备该两种属性的组织卖淫行为依法以相关犯罪论处。

两岸跨境犯罪新情势、新问题分析

2010年的"1011"与"0810"项目,以及2011年的"0310"项目行动,让人们见识到跨境电话诈骗之猖獗。事实上,打击跨境犯罪的困境,体现在"跨境"的字义上。从犯罪人的角度而言,跨境犯罪的实施,便意味着增加了执法机关追诉的困难并降低了犯罪人被捕的风险。另外,在此信息社会下,两岸跨境犯罪呈现组织化、科技化、隐蔽化、严重化及被害普及化之新趋势,传统跨境治理体系已无法处理日益复杂化的全球跨境犯罪问题。如何避免全球治理缺口,即"管辖权的缺口"、"参与性的缺口"、"诱因性的缺口"及"功能性的缺口",成为当前防治跨境犯罪急需注意的课题。所以,未来两岸为了有效防治跨境犯罪,应以全球化治理的观点来检视两岸跨境犯罪问题,以强调"网络"、"互赖"及"规制"的特质(低政治、高功能),建立一个永续合作的发展模式,共创两岸人民双赢的局面。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以陈某、张思某组织卖淫罪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卖淫类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两大罪名,应从组织、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本两个层面分析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变迁和在当下应该有的界定和范围。或者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将其作为组织卖淫罪之共犯、从犯处置,或者明确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两罪中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之界限、范围。

论“组织卖淫罪”中“组织”行为的含义

对组织卖淫罪中“组织”的含义,刑法学界有两种对立观点:肯定说认为“组织”行为应包括“强迫”方式,否定说认为“组织”不应包括“强迫”方式。从刑法解释方法及规则角度来分析,“否定说”更有其合理性。不过“否定说”对“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的理解尚有补充之处。

论东盟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机制

在2004年中日韩与东盟"10+3"合作机制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被归纳为八个类别,而恐怖主义犯罪被界定为八种犯罪形态。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也"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目前在中国与东盟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结构性阻碍。因此,在东盟框架内如何界定与惩治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实施有效的国际治理将影响未来东南亚整体的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区域内合作机制亟待完善。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分——从一起组织卖淫案谈起

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但是由于现实中涉淫类案件的犯罪形式复杂多样,加之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解释认识不一,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及容留卖淫罪三罪的范围界定与罪名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围绕组织卖淫罪的基本特征,厘清其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协助组织卖淫罪罪名应取消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最早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1997年刑法典保留这一规定。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一直存在争议,独立说和取消说各抒己见。笔者同意取消说,认为应当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定为组织卖淫罪,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而独立说的观点值得商榷,对独立说的理由予以反驳。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新探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之间只有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组织卖淫情节一般的情况下,应尽量区分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两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还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之外的人。在组织卖淫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应尽量模糊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采取以刑释罪的方法,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较大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相对较小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透视跨国有组织犯罪

当今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日益频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应将目标局限于反恐合作,还要推进禁毒、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多领域的司法合作。这不仅是由于几种类型的国际犯罪相互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更是由于国际法律机制需要一个完整的自洽性结构以提升组织自身的运作效率。因此解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共生关系,基于现有国际反恐警务合作机制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寻求更为完善的全面反恐机制是问题的核心。

组织卖淫罪刑罚适当性辨析

我国刑法关于组织卖淫罪法定刑的规定,无论是从犯罪形态变迁视角、罪质特征,还是从刑罚体系内在协调的要求,都已不具有适当性。虽然通过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分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不适当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认定难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修改组织卖淫罪的罪刑规定,适当降低法定刑幅度,尤其需要降低法定最低刑。

打击“助考”类犯罪侦查对策探析

近年来,国家法定考试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了国家统一考试的权威性,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侵害了广大诚实考生的正当权益,公安机关必须保持“零容忍”。“助考”类犯罪呈现出惯犯累犯作案多、准入类资格考试作弊多、培训机构推波助澜、犯罪活动覆盖面广、社会分工精细、助考设备更新迭代迅速等特点。在打击“助考”类犯罪过程中存在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考试作弊器材难查处、犯罪团伙分散难打击、战果难认定等难点。从侦查对策和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法规,同时强化公安机关以专业侦查打职业犯罪、考试主管部门以监管补漏洞、无线电相关职能部门以强力促效能的能力,坚决防止发生影响考试安全的重大案事件,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谈两岸刑事法律共进

随着两岸的互动交流不断深入并且日益广泛,跨境犯罪成为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两岸必须就双方刑事法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其中,两岸刑法关于组织犯罪与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强化司法互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推动两岸刑事法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