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占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案例的回顾与评析

财物是否是遗忘物,不能根据财物的民法属性予以判断,而是应该考察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财物本身的性质、放置的地点、时间等各种要素,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予以判断。委托物如果是封缄物,其占有归属不能仅仅根据自然事实,认为属于受托人,而应该注重封缄的目的性,认为占有属于委托人,无论受托人占有内容物还是整体物,都构成盗窃罪。盗窃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其内容为排除他人占有,并且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或者可能用途利用他人的财物。

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素之批判分析

非法占有的目的并非取得型财产犯罪的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因为:首先,利用意思不是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的合理标准,即便行为人是出于毁损的意图而取得财物的占有,也应以取得犯罪论处。其次,用于划定取得犯罪与不可罚的使用行为之间界限的,不是排除意思,而是"罪量+推定的被害人承诺";也没有必要试图用排除意思来区分取得罪与挪用罪,因为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处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之中。

论“抢劫杀人”的性质与处罚

"抢劫杀人"并不是规范的刑法术语,而是一类案件的通俗说法。认定抢劫杀人的性质,应当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和充分且不重复评价原则进行判断。抢劫罪中的暴力包括故意杀人行为;抢劫杀人的,应当以抢劫罪论处;抢劫杀人的原因行为,限于在抢劫机会中实施的,与抢劫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牵连性的行为;抢劫杀人中的"人"的范围不限于抢劫行为的被害人,包括第三人和抢劫犯的同伙在内。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观构成要件存在无罪过、严格责任等诸种观点 ,但这些观点都有不尽完美之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一般犯罪相比 ,其主观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 ,即应由对非法获取巨额财产的直接故意与拒绝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直接故意双重罪过形式构成。

故意误拆的定性与解决对策——以某地邮局三层小楼被“误拆”为例

故意误拆是拆迁方想规避强拆的责任刻意而为之,把"误拆"当成强拆的挡箭牌。故意误拆所造成的损失在达到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定量标准时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减少故意误拆事件发生,应该修改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完善相关法律。唯有如此才能大幅度地减少甚至杜绝故意误拆事件的发生。

论先实施暴力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的定性

对行为人先实施暴力行为后临时起意取财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理论上主要存在着"盗窃罪"与"抢劫罪"两种观点。最高院主张被害人尚未失去知觉时定为抢劫罪,被害人失去知觉或者死亡后定为盗窃罪。因为行为人先前暴力行为与后面取财行为具有关联性,所以应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来评价。先前暴力行为与后面取财行为足以填充抢劫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由手段行为(先前暴力行为的再利用)与目的行为(取财行为)构成完整的抢劫罪的实行行为。行为性质与被害人的状态无关,被害人的状态都是行为人先前暴力行为所直接导致的结果,不能因为被害人状态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定性,而应将先实施暴力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统一定性为抢劫罪。

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探究

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方法,逐步论证了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间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但可能存在非典型的直接故意,最后阐述了准确把握罪过形式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相关原理分析

转化型故意杀人罪是故意杀人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其主要借助转化犯的相关理论来研究故意杀人罪。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属于实质数罪而法定的一罪。根据不同的标准,转化型故意杀人罪可分为四类,即事中与事后转化、单一和复数转化、法定与自然转化、标准和准型转化。转化型故意杀人罪的理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具有存在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便于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和量刑,符合立法语言简洁性要求,能更好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转化的趋重性要求对行为人应处以比基础罪更重的刑罚,以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价值,故转化罪量刑应重于基础罪,选定的刑幅也应重于基础罪的法定刑幅。

从一起案件看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

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区分属于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要就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展开判断主要包括犯罪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两环节。而在盗取财物后又故意毁坏财物的,应该认定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均成立。

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配置

由于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刑法规定的财产犯罪中的一个罪名,因而衡量其法定刑设置合理与否就应当与相关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情况进行比较。相对于盗窃等罪而言,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对此,一方面可以考虑通过修改立法来提高该罪的法定刑配置,另一方面可以将该罪作为相关财产犯罪的未遂情形论处。

背信犯罪解释论及立法论探讨

背信罪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众多而零散的背信犯罪条文,但条文设计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且偏向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特殊保护。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为有效保护法益,增设背信罪势在必行。通过条文的合理设计,完全可以避免背信罪成为新的口袋罪而侵犯人权。在增设背信罪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竞合论原理,将背信犯罪行为作为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应犯罪处理。评价背信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应采取经济的财产说,原则上不处罚背信犯罪行为的片面对向犯。

“盗窃COA标签案”案例评析

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的判决在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判决认为三名被告人构成盗窃罪,而有学者则不以为然。正确认定COA标签的性质是本案的关键。本文笔者着重从COA标签的性质入手,认为COA标签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从而得出被告人构成盗窃罪的结论。

关于加大惩治盗采矿产罪力度的立法思考

盗采矿产罪的直接危害结果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侵占原处于国有矿产资源中的矿石,具有盗窃行为的本质特征,根据2016司法解释可以按盗采所得矿产品的价值定罪量刑,其惩治力度应相当于惩治盗窃罪和盗伐林木罪。另一方面是造成矿产资源破坏,具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基本特征,根据2016司法解释可以按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定罪量刑,其惩治力度应相当于惩治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论刑法阶层解释体系的构建与证成——以刑法第275条的“毁坏”为标本

故意毁坏财物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学界针对其发展了物质毁损说、效用侵害说和有形侵害说三种学说,但各学说均存在不足。囿于单一解释方法的局限,也难以通过文义、历史、体系、目的等单个解释方法去探寻其规范意旨。因此,应构建以限制解释范围和明晰解释内容为主体的阶层解释方法体系。将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作为限制解释范围的阶层,通过文义解释划定解释的基本范围,经由历史解释指明解释方向,修正或限缩文义解释的范围;将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作为明晰解释内容的阶层,在限制的范围内,体系解释通过外部概念体系的一致性与内部价值体系的协调性明确规范内容的意义,再通过目的解释修正体系解释所得的结论。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分与适用——以张某“毁损财物”案为例

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界限,一直困扰着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结合个案来分析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关系,便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与处理原则。

论司法实务中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以财产侵害类案例为视角

目前,司法实务中处理醉酒型犯罪时存在不问嫌疑人犯罪前醉酒原因,不看犯罪时和犯罪后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将醉酒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的主观故意,以及客观归罪带来定罪不准确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等问题。尤其是醉酒型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涉及财产侵害领域类的案件相对罕见,尚未形成成熟的定罪量刑模式。对此,可以借鉴危险驾驶罪、袭警罪、故意伤害罪的推定方法和认定标准,充分结合醉酒程度、普通人标准以及客观性证据,准确把握醉酒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

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比较分析

通过对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充分比较,对涉及两罪的易混淆概念进行充分阐释,可以进一步把握两罪的主客观特点,从而在判定涉及到两罪犯罪行为时定性更加准确。

权利行使的出罪功能——以财产犯罪的认定为中心

权利行使中的财产损失判断应从个别财产犯罪和整体财产犯罪的区分着手判断。对于个别财产犯罪,只要索债行为取得财产,就会造成财产损失,而对于整体财产犯罪,必须考虑取得的财产与免除的债务之间的抵消关系。对于整体财产犯罪中的权利行使,债权债务应有正当性。索取不法债务、未到期的债务以及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债务,不得以权利行使阻却违法。在行为人误以为自己有权利索债的情况下,即使不符合权利行使行为因而不阻却违法的,也应当阻却行为人的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所认识的内容与侵害他人财产具有实质相当性,可认定其具有犯罪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