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刑事犯罪率

本文将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分为省内与省际收入差距、省内与省际人口流动,分析了它们对省级层面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省内和省际收入差距扩大、省内和省际人口流动规模扩张,刑事犯罪率会显著上升,且省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分别比省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大。(2)失业率、离婚率、城镇化水平、人口性别比、房价的提高会显著推升刑事犯罪率,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刑事犯罪率,司法支出和人口密度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实质性影响。(3)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降低刑事犯罪率的政策建议。

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日渐倾向于否定立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而此后如何设置受贿罪的犯罪门槛,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有"概括数额+情节说"、"情节说"、"数额要素否定说"三种观点。从更好地体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等目的考虑,对于受贿罪犯罪门槛的设置,应当废弃明示、刚性的数额、情节标准,而采取隐性的方式,由司法人员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受贿的主体、行为方式、谋取的利益性质、危害后果、数额等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来考虑是否入罪;对于数额较小的受贿,在具备其他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时也应定罪。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依据但书条款,将一部分情节轻微的受贿行为作出罪处理,相应的司法观念也应当有所变化。

犯罪门槛和防御效应下收入分配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以中国伤害和财产诈骗犯罪(1981-2006)为例

运用1981年～2006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中伤害犯罪与财产诈骗犯罪的数据,检验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伤害、财产诈骗两类犯罪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且收入差距扩大初期犯罪率加速上升,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二是犯罪防御行为对犯罪的抑制作用没有得到验证。最后根据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美比较视野下调整我国版权犯罪门槛的思考

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诟病中国追诉版权犯罪的门槛过高,有放纵犯罪的嫌疑,而中国理论界对于版权犯罪门槛是否过高,以及是否应当调整也没有一致的认识。历史上看,中国版权犯罪主要沿着构成要件门槛和数额门槛两条主线,逐渐形成在立法上通过主观要件与客观行为,司法上通过数量和情节这两个方面来限定和调节犯罪门槛高低的基本模式。从发展趋势看版权犯罪的门槛一直在降低,并且在网络时代需要进一步降低。在网络版权犯罪高发的背景下,从版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犯罪圈大小的设定以及犯罪预防的需求来看,中国版权犯罪的门槛确实较高,应当适时调整。具体到路径上,中国版权犯罪的数额门槛应当变通微调,同时需要扩充直接侵犯版权犯罪的行为类型、建立规制妨害版权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以及预留兜底条款来合理降低版权犯罪的门槛。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选择与转变——以《刑法修正案(九)》中相关修法为视角

对于网络犯罪,学界对其概念有不同主张,采纳广义说有助于填补立法漏洞,为刑事司法提供规范依据。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网络犯罪立法。其中,立法选择主要体现在主体范围被扩大、取消"责令停止"等前置性提示、降低入罪门槛、规定情节严重情形和增设网络等媒介传播方式。立法转变主要包括自由至秩序、公平至效率的法的目的价值之转变和形式法治至实质法治、从宽至从严的刑事政策视域下的转变。

论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刑事立法完善--基于意大利不申报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逃税罪刑事立法存在犯罪主体范围狭小、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定罪量刑的不公平差别对待、主观要件缺乏逃税目的的明确规定、逃税金额的累计规则不当,以及不申报逃税行为的界定过于简化、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的入罪门槛相对过低、刑事处罚相对过重等问题,由此形成逃税定罪处罚立法的结构性失衡。《刑法修正案(七)》出台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法治建设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可借鉴意大利不申报(逃税)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我国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理念应当转变为以打击逃税等税收实害行为为基准,而逃税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在严密刑事打击法网、充分维护国库利益的同时,强调刑法谦抑性原则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立法完善具体包括以具有申报义务来限定犯罪主体、限制逃税比例入罪门槛的应用范围、原则上不加总不同税种的逃税金额、主观要件增加逃税目的、消除扣(收)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在逃税定罪处罚方面的差异,以及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明确界定构成条件、在入罪门槛与处罚标准上差别化对待等。

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犯罪率的影响

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城市落户及享受公共服务、获得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门槛却很高,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的基础上,构建“流动人口落户门槛指数户数比”变量,分析流动人口落户门槛指数户数比是否影响流动人口犯罪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了是否有犯罪前科、收入、受教育水平、民族和年龄等一系列变量后,流动人口落户门槛指数户数比显著影响了流动人口犯罪率,社会歧视在对流动人口犯罪率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罪量要素调适:理念转变和趋势前瞻——以晚近刑法修正案为中心

晚近的刑法修正案中出现了"数额犯情节化"的新趋势,即在原本以数额为主的罪量要素中提高情节要素的权重。这种现象背后涉及立法者的理念转变,认识到情节在规范技术上的开放性可以应对社会变动,能够满足刑事政策上的犯罪治理需求。但是,由情节要素的概括性带来的风险也是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未来具体数额犯必定会被修改,另一方面情节要素的适用也会受到数额的制约。

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均匀局部二值模式

针对均匀局部二值模式的编码方式存在不同类像素干扰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的均匀局部二值模式。采用基于直觉模糊集理论相似度量的方法计算图像前景与背景的分割阈值,通过引入该阈值参数改进均匀局部二值模式的编码方式,使得改进后的编码方案能有效降低不同类像素间的干扰。将改进的均匀局部二值模式应用于现勘图像检索,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同类像素间的干扰,增强算法对现勘图像纹理特征的描述性能,且使得检索算法取得较好的检索结果。

犯罪预测效果指数构建与应用

针对现有犯罪预测评价指标的不足,构建了更为合理的犯罪预测效果指数(Prediction effectiveness index,PEI).并通过对不同单元网格面积和预测热点数下的主要犯罪预测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犯罪预测效果指数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提升犯罪预测效果的动态阈值犯罪预测方法,以WH市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入室盗窃犯罪数据为实证案例,使用长短期记忆模型进行测试验证.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其他犯罪预测评价指标,犯罪预测效果指数考虑的因素更全面,更合理.提出的动态阈值犯罪预测方法比传统固定阈值方法的实验效果平均提升了4.74%.

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与刑法调整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已经被依法废止,基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与衔接之考量,需要将相关劳动教养事由进行类型化处理,纳入法治轨道。一部分劳动教养事由将会分流到刑法中,这将会导致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调整和保安处分措施的扩大化。针对犯罪圈的调整,我们需要合理择定犯罪化的劳动教养事由,在维持刑法现有犯罪概念内涵不变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入罪门槛,注意刑罚配置的科学性;同时,在现实情况下,可以考虑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一些亟待解决的劳动教养事由进行保安处分处理。但是基于刑事法治完善的长远考量,需要对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保安处分措施进行系统整理,在刑法典中专章规定保安处分措施。

犯罪门槛下降及其对刑法体系的挑战

本文通过横向、纵向比较,客观描述了我国犯罪门槛下降的趋势,初步分析了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与后果,并就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本文认为,我国犯罪门槛的下降趋势,是法治进程加快、行政权受到限制的结果,会对犯罪数量、行政权、刑罚制度、刑法体系乃至刑事法治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期,中国的犯罪门槛还将继续下降,其影响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值得理论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恩格尔定律与财产犯罪数额标准之确定

通过对财产犯罪的历史性考察,以恩格尔定律为基础建立了确定和调整财产犯罪数额标准的理论模型,指出应以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作为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并应在家庭平均储蓄余额等于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时将财产犯罪数额标准调升为当前年度家庭平均年剩余财产数额;并根据模型论证了财产犯罪与财产侵权的区别,对实定刑法上贪贿犯罪数额标准和法定刑的设置失当进行了反思。

Knox时空交互检验空间阈值确定方法

Knox检验是一种常用的城市犯罪时空交互模式分析方法,但其阈值需要人为指定,这种主观的阈值确定方法存在一定随意性,因此需探索更为合理的阈值确定方法。提出利用点对平均最邻近距离作为Knox检验空间阈值的确定方法,并通过城市入室盗窃、盗窃电动车和扒窃3类事件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明,与常见的几种阈值确定方法相比,所提方法检测出了最大数量的显著性交互事件对数,能更加充分地了解事件的真实时空交互模式,为基于Knox检验的事件时空聚集模式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空间阈值确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