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下网络犯罪治理现状与完善路径

风险社会的扩张和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使“打早打小”刑事政策得到广泛适用。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下,网络犯罪的治理采取预防性立法和轻罪化立法模式。但现阶段,网络犯罪治理的“打早打小”呈现出不同问题:过度前移的刑事防线可能违背刑法谦抑性;实践中片面强调“从严”而违背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定罪量刑的判断标准过度依赖刑事政策,引发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趋势。为了实现网络犯罪的有效治理,“打早打小”的实施应当保持刑法谦抑性,完善民刑衔接与行刑衔接;“打早打小”的落实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下进行;对网络犯罪的定罪量刑仍应当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避免对“打早打小”政策的过度依赖和曲解。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中国刑事司法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刑事司法秉承保障人权、和谐司法的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正当程序原则,正确运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各项制度,妥善进行刑事司法制度创新之尝试,大力改进刑事司法工作机制。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司法人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宽严并进”刑事政策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以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正”为样本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宽严相济成为中国大陆基本的刑事政策。无独有偶,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也推出了“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2005年进行了“刑法修正”。台湾地区刑事政策的调整涉及面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大陆刑事政策和实践也具借鉴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裁量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运行

裁量不起诉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其在价值功能等方面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相契合。目前,裁量不起诉制度的运行还存在不少问题,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充分行使裁量不起诉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从理念到践行: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刑事政策的司法实现途径

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缓刑事政策,还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实际上都是指处理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应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要目标,向未成年人倾斜,以宽为主,以宽优先。这既是一种理念,更应该是一种实践;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而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中国应确立何种金融检察政策?——基于宽严相济理念的思考

宽严相济理念对西方金融犯罪的治理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刑事实体法层面,量刑严苛,旨在威慑;刑事程序法层面,司法是否积极介入金融犯罪案件较为审慎,同时习惯采用辩诉交易或暂缓起诉的追诉策略。在我国,宽严相济理念之内涵及外延还存在一些争议。未来宽严相济理念对我国金融犯罪的治理,不仅应谨防严控理念与运动执法的短路相接,也应正确区分刑民纠纷界限,"抓大防小",而且有必要借鉴"实体严苛、程序灵活"的策略。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假释立法之检讨

"宽"的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假释本是该政策中"宽"的理念体现,但因我国刑法对假释适用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宽"的理念并未真正体现出来,为此,有必要在假释适用的条件和程序方面对假释立法进行改进。

冲突、背离与超越:“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经过三十余年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刑事法学界并没有呈现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识趋同。相反,基于国家对其在规范和解释上的沉默,至今不但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且分歧似有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以求超越现有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认知,找到"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历史进路。

我国赌博犯罪治理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法和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已逐步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具体犯罪的实证加以检验。在以具体个罪为视角的微观切入中,赌博犯罪不失为较好的考察平台。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而言,鉴于赌博犯罪治理之当下困境,应该承认赌性的客观存在,提供合适的疏导路径,疏堵结合将体现未来赌博犯罪治理在理论上的突破。就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而言,需要适时调整诸多刑事政策思潮对赌博犯罪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通过以法定犯赌博罪代替自然犯赌博罪来应对和解决治理困境。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宽严相济:立足于有效性与法治国之间的刑事政策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基本政策,对刑事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严打"政策相比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行主体、对象和手段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是有效率、有效益地防止犯罪;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原则是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以人权保障为政策界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表现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和刑事法的刑事政策化。

细化缓刑适用条件的若干思考——《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的修改及其展开

《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作了一定程度的细化,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没有对缓刑的裁量适用条件进行类型化、缓刑的强制适用条件过于绝对化、缓刑的禁止适用条件范围太小、没有规定适用缓刑的程序条件等。因此,刑法应对缓刑适用条件作进一步细化,以类型化的方式补充缓刑的裁量适用条件,完善缓刑的强制适用条件的规定方式,扩大缓刑的禁止适用条件的范围,增设缓刑适用的程序条件。

冲突与平衡:和谐视野中刑事政策的法治边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六

基于刑事政策自身功能和结构的考量,刑事政策的政策性与法律性的内在紧张始终存在。刑事政策游走于政策和法律之间,对其法治边界的扩张或紧缩,应关注对犯罪反应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以和谐法治为统领,架构权力(权利)的法治化博弈机制,在冲突中寻求平衡,于平衡处保持和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通过法治要素的不断提升,根据宪法和"良法之刑法",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场域实现刑事法治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