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刑事证明结构: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在刑法上面临的主要争议是正当化事由尚不明晰,以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肯定的是,企业重罪合规改革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与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过程中,重罪合规应当划分为事前重罪合规与事后重罪合规两个方向。在组织体责任模式下,企业在事前制定有效的合规计划,并有效落实合规计划可以排除单位责任;企业事后合规义务的履行可以熔断企业刑事责任,进而带来刑罚上的从宽处罚,并解决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能够使企业合规改革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得到充分落实,立法机关应当对《刑法》第30条、第31条以及分则有关条款进行修正,并由司法机关制定关于企业合规有效性的司法解释,以确保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自动驾驶视角下罪刑体系的现状、困境与纾解

包括自动驾驶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给刑法理论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现有刑法体系无法实现因自动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归责,尤其是如何厘清处于附条件自动驾驶情况下驾驶人过失和系统故障的过错分配与责任归属。至少在目前而言,刑法理论没有必要创设人工智能罪刑体系。纾解自动驾驶事故归责困境的路径为恪守信赖原则以限缩驾驶人注意义务,在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视角下缓和过于严苛的研发者责任,以及过失竞合责任承担形成研发者为主、平均分配为例外的原则。

作为冗余理论的刑法学因果关系学说

刑法学诸因果关系学说存在以下方法论问题:没有将基于因果关系的理论涵义和性质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问题与在程序上判断因果关系的经验标准问题区分开来;提出的问题为条件关系公式所限定和误导;对已给定的行为与结果之间联系类型的确定属于对个别性事实问题的判断问题,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没有将归责的事实基础问题与归责问题区分开来,至少没有彻底保持这种区分;没有将作为单纯外部评价的法律前责任问题与实体法责任问题区分开来,从而误将法律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实体法责任的成立等同。因果关系、法律前责任、实体法责任是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决定了刑法学因果关系学说本质上是一种冗余的理论。

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相关问题的思考

人工智能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传统侵权责任法的框架体系和司法适用带来的很大冲击。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和国内外立法,探讨数字时代如何把握人工智能产品的概念,并对各类人工智能产品引发的侵权应适用《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还是《产品质量法》,以及适用何种归责原则进行讨论,提出应以过错原则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归责原则,应进一步完善侵权免责事由、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细化人工智能产品各参与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并配套规定强制保险制度和赔偿基金,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救济体系。

无人船碰撞相关的责任

为明确无人船的“无人”特征对无人船碰撞相关责任的影响,对船员的避碰责任、船舶间的避让责任以及碰撞后的责任等问题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岸基操控人员与船员在空间位置和配员数量方面的差异,使得需要对良好船艺的评价标准作出相应的改变;若将无人船一刀切地识别为失去控制的船舶或操纵能力受限制的船舶,则不能满足无人船的发展需要;由于无人船技术因素的介入,无人船发生碰撞后可能涉及的侵权责任、救助责任或刑事责任在主体、管辖等方面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变化。为应对无人船碰撞相关责任问题,建议从明确无人船和岸基操控人员的法律地位、调整国际海事条约的规定、建立针对无人船的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研究

以某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为例,从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理论体系、国家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企业安全生产的保障原则等入手,系统阐述企业在建立与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过程中的一些要点、难点,为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设提供借鉴,也为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现实刑事责任阻却事由探讨

通常而言,犯罪行为成立,刑事责任便始产生,行为人即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并不等同于“实际承担刑事责任”,观念刑事责任向现实刑事责任的转变过程,往往会由于现实刑事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而停止,从而阻却刑事责任的现实承担。本文从应然与实然的层面上分析刑事责任实现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观念刑事责任阶段与现实刑事责任阶段,从中探求现实刑事责任阻却事由的定义表述与内容范畴。

刑事推定与被告人的抗辩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推定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控方证明的难度。对案件适用推定不是有罪推定 ,而恰恰与无罪推定原则具有相容性。推定具有可反驳性 ,被告要推翻控方的推定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 ,承担抗辩责任。此种抗辩责任与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不是一个概念。

单位犯罪的“嵌套责任论”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单位犯罪不应理解为单纯的以单位为主体的单一犯罪,而应是由单位与直接实施犯罪的单位责任人员为主体共同构成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列的嵌套式共同犯罪。在这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态中,一方面是单位本身因为其存在赋予了单位成员以单位特有的犯罪能力而成为犯罪主体,另一方面则是单位相关主管与责任人员因其个人以违反刑法要求的方式履行职责而成为嵌套在单位之内的与单位共同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主体。所谓"嵌套",是指尽管单位及其责任人员均因其各自的犯罪行为而承担着独立的行为责任,但在这种犯罪中,单位与其成员的意志与行为均互为表里,在客观上看似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单位犯罪中应承担相对独立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就只能依赖于单位这个外壳才可能在刑法中独立存在。法律将满足这种条件的两个犯罪结合在一起规定为一个"单位犯罪",因而单位和单位成员的独立行为责任又是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结果。这就是单位犯罪的嵌套刑事责任。

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根基

刑事合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如何建构刑事合规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制度的建构首先需要解决其正当性问题。从公司刑事责任构造的角度讲,在组织体责任模式下,公司合规充当了出罪机制;代位责任模式下,合规充当了责任平衡机制,部分克服了刑罚严苛问题。从刑罚论的角度讲,公司合规是影响责任刑或预防刑的因素。从风险社会的大背景出发,单位犯罪是风险刑法的表现,预防风险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风险,刑事合规是降低企业风险的有效机制。从规制理论的角度讲,刑事合规制度是通过刑罚激励的方式对合作规制理论的积极回应,这种回应具有刑罚论上的根据。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资料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明确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中的举证责任和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采用分层抽样和SPSS软件包对281例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鉴定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安局（82．2％），被鉴定人（98．22％）和亲属、同事、邻居（98．58％）。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标准回归系数为：精神病性症状0．2878，操作智商0．2149，诱发事件0．2026，作案动机0．1873，言语智商0．1540。分权证明：我省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举证责任是由多方共同承担。对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影响最大的是精神病性症状，其次是操作智商、诱发事件，再次是作案动机和言语智商。

刑事无罪民事有责判决之探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刑事定罪量刑与民事赔偿问题一并审理,具有节约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积极意义。案件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在庭审环节、法律适用、裁判结论上相互独立,由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同,裁判者基于同一案件事实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最终做出刑事无罪民事有责的判决。刑事无罪民事有责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符合法律规定而受众不易接受的尴尬,对于此种特殊类型裁判文书的书写,更需做到事理、法理、学理、情理和文理的全面兼顾。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刑事责任界定

关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对刑事责任界定的作用,学界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理论观点,通过比较可识别该合同的相关约定并不能作为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刑事责任界定的依据。司法实践并未给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刑事责任界定提供统一的裁判标准,即便在案情类似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中的一方“单独犯罪”、双方“单独犯罪”或者双方“共同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等迥异的司法裁判结果均有所呈现。在“污染者担责原则”指引下,按照“污染源控制与排放”的“文义射程”甄别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的“污染者”身份,并依法认定其刑事责任。对于不符合“污染者”身份的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若有证据证明其与“污染者”构成共同犯罪,则以“污染者”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期实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刑事责任的“分层”界定。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探析

英美刑法严格责任突破了"无罪过即无犯罪"的传统刑法原则,其适用的犯罪或因其犯罪意图的难以证明,或因其侵害的社会法益特殊而需要特殊保护。严格责任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对那些所从事的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责任要求和注意义务,在程序上则表现在严格的"举证责任"上。

论“罪责”要素在实践中的应用

刑事责任是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是犯罪与刑罚关系的集中体现。作为刑法理论中的基本概念,罪责要素是根据刑法目的和任务的设定,通过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之间逻辑关系作出的一种理论推断,其评价对象和评价根据具有主观性等特点。罪责是对刑法犯罪与刑罚之间关系作出的理论抽象,具有思辨性和非经验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罪责要素不能直接作为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必须与法律明确规定的感性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构成要件的作用。规范责任中的罪责概念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在司法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控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的存在 ,其他与被指控犯罪相关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则转由被告方承担 ,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相关事实 ,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推定 ,这就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但并非所有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都属“证明责任倒置” ,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倒置在形式上是“有罪推定” ,但它对某些刑事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极具必要性 ,也符合正当的法律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确立证明责任的倒置规则 。

指挥官刑事责任基本理论

指挥官刑事责任是指挥官因为其下级实施了犯罪而应当承担的一种共犯责任。该理论在20世纪随着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而逐渐形成,并在当前主要的国际刑事法律中得到了体现。要追究指挥官的刑事责任,必须证明三点:具有上下级关系;上级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下级的罪行;上级指挥官未能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阻止犯罪或者惩罚罪犯。但是,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上,人们对这个原则还有不同的认识与做法,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挥官刑事责任理论体系还有待建立。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归责原则反思

对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我国有学者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主张适用违法责任原则,还有学者主张适用结果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解决应否赔偿的问题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刑事赔偿制度与一般侵权赔偿制度有重大区别,刑事赔偿程序由国家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用的程序以及追偿程序两大程序构成,这两大程序应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前一程序应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后一程序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应当进行彻底重构。

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浅析

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巨大差别以及各自独特的作用和职能,所以二者在竞合时不能互相替代,而应同时适用。我们应当完善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便更好地解决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