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法机能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刑法应积极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该冲突体现为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和谐社会视野中,当自由保障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持机能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选择自由保障机能。

论警用无人机刑事侦查的法律规制

警用无人机在刑事侦查中主要应用于勘查取证、侦查布控、犯罪控制三个方面,其中蕴含侦查权与隐私权之冲突,突出表现为刑事搜查、技术侦查等环节的信息安全风险和取证瑕疵风险。借鉴美国等域外立法和司法经验,为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合法合理发挥警用无人机的作用,应严格其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严格证据使用和数据管理。

高空抛物罪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及其问题解决

发生在人群密集场所的高空抛物行为,施于公共场所,指向公众中不特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打破了公众生活的平稳和安宁,体现了“公共”的社会性,再加上其有导致不特定人伤亡的具体危险,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危险性相当,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并非对以往《意见》的否定,将高空抛物罪定位为抽象危险犯的直接起因涉及回应民意和现象立法,但同时具有深层的理性依据,即基于个人安全需要-免予恐惧的权利-他人行为义务的逻辑链条,为维护保护法益所必须的社会秩序,立法者改变了依照具体危险犯惩罚行为的司法套路。

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理论评析

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采用何种刑事诉讼模式争论不休之际,深入剖析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对于澄清此问题将有一定的助益。本文运用历史论方法和逻辑论方法对刑事诉讼模式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刑事诉讼产生的历史动因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需求,刑事诉讼演变的内在动力在于实现保障安宁和人权的价值目的,而法治观念的变迁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演进的深刻理论渊源。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犯罪客体辩正

刑法学界对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犯罪客体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的客体应为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有学者认为本罪既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又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实际上,立法者设置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管理秩序。本罪是单一客体犯罪,其客体应为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

论公司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刑民交叉案件为视角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科学性,建议推动公司法与刑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尊重公司法秩序统一性,确保前置法创设的法律秩序受到刑法礼让;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物权,尊重股权转让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刑法落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保护的原则,对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实行同罪同罚;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公司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程序正义原则,对同一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一律采取先民后刑的新思维,对互有牵连、但并不相同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裁判思维。

对我国警察治安检查若干问题的思考

治安检查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治安问题,堵塞治安漏洞,消除治安隐患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常常将治安检查权等同于刑事搜查权,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犯。在警察检查权的制度设计中,应将公共领域的检查权与私人领域的检查权作明确的区分;在公共领域进行治安检查应当以保障警察执法效率为主,适用宽松的法律控制,当警察针对私人领域行使检查权时,应当适用严格的法律控制;从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着眼,公安机关应完善场所检查和公民身体检查的规则。

论我国警察治安检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警察检查权规定的比较零散,缺乏较为完善的规范性文件。为了适应现代法治需求,可以从规范警察治安检查权的启动、限定治安检查的内容、明确治安检查的管辖权、区别治安检查的对象、以"比例原则"规范治安检查的自由裁量权、明确治安检查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完善警察治安检查制度。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警察权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刑事警察权的配置与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一方面要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要依法行使权力,实现执法公平正义。在当前刑事犯罪高发期,应赋予公安机关更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权力,并提高刑事警察权运行效率。在保证刑事警察权充分、高效的同时,应确保权力配置与运行的法治化以及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刑法中意志自由论之提倡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科学结论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日渐强势。但科学的发展无法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那种试图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也仅是一种假说;而自由意志的存在经过人类长期普遍社会实践的检验,具有决定论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同时,与决定论对于指导司法实践的局限性相对,意志自由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更是自由与人权的基础。相对的意志自由论是恰当的,但它的核心仍是对自由意志的肯定。因此,意志自由论应当是刑法的思想基础。

应然和实然视阈下的刑事警察权之规范

从应然价值功能来看,刑事警察权是为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以及维持公共秩序,终极目标就是尊奉人性尊严。公约描绘刑事警察权的应然图景。从实然走向应然之理性路径是在理念上重视人性尊严等公正诉讼环境的建构,在制度上的改革与更新方面有刑事警察权异化事前预防控制、事中动态监控和事后纠错机制。

警察越轨行使侦查权原因探析——“威慑理论”的构建与应用

“威慑理论”认为,警察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必须拥有对侦查相对人足够的威慑,否则不能达到侦查目的。越轨行使侦查权行为的出现,原因在于警察对侦查相对人的正当威慑不足。越轨地获取威慑往往导致警察的威慑力大于无罪犯罪嫌疑人与不知情人能够抵御的程度,可能造成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诉。只有在为警察获取正当的威慑提供必要保障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等的权利才可能得以实现。

论公安机关刑事执行权的内容

公安机关的刑事执行权是警察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不仅应当包括对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部分刑罚种类的执行,还应当包括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执行。

论警察权行使的原则

警察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力的运行不仅关系到一国的国家主权和社会秩序,而且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及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机关只有依法行使警察权,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行使警察权力的实质就是运用警察权力对社会行为进行干预,是依据有关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关系。行使警察权必须遵循五项原则,即法定原则、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程序原则。

刑事诉讼法构建的基本价值及缺陷分析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公正、人权、秩序、效率等价值进行了归纳和论证 ,并从实例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些价值的缺陷问题 。

公安刑事拘留专项检察监督调研分析

目前我国公安刑事拘留实践中存在拘留对象扩大化、任意延长拘留期限、被拘留人员权利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不能对公安刑事拘留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因此,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建立刑事拘留检察监督的长效工作机制。

商标权犯罪客体适用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商标权是私权,商标权犯罪是法定犯,商标权刑法保护的犯罪客体是一种超私权的经济秩序。刑法对于商标权的保护应该是以经济安全为标准,对商标权犯罪客体的研究能够区分犯罪行为是否应当按照侵犯商标权犯罪来认定。权利人的私权是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对商标权犯罪客体的考量因素应当包括社会的现实状况、刑法立法的谦抑性以及刑事司法的实效性。所以,正确地界定商标权犯罪客体的范围,有助于解决实践当中商标权的合理使用和商标权用尽原则的刑法界定。

秩序、正义、自由及其对警察权的制约——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讨论起点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旧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而言,在许多制度和理念上都有了不少进步,尤其在限制警察权力方面进步巨大,但是由于其在我国行政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其具体制度和内容进行理论分析十分必要。本文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背后蕴藏和体现的秩序、正义、自由三大立法价值评述的基础上,指出了本法目前仍存在的一些行为内容和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和欠缺,希望通过完善其立法理念和制度设计,推动我国行政法理念的转变和人权保护层次的提高,并最终有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