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论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刑事案件中,若刑事加害人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真诚悔罪了,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赔偿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减轻其刑事责任。赔偿情节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既有现实合理性,又有理论、政策依据与法律依据,赔偿情节影响刑事责任的范围可有限制地扩及重罪。赔偿情节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刑罚裁量阶段和刑罚执行阶段对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在以“罪犯本位”的价值追求影响下 ,犯罪人的人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而处于刑事诉讼另一极的被害人的权利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与尊重 ,以至于使他们逐渐成为“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 ,整个司法制度完全失去了平衡。二战后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和被害人学研究的蓬勃兴起 ,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成为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目前很多国家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而我国尽管超常规地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和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 ,被害人“告状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加之我国没有建立起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 ,因而 ,除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 ,绝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这对确保包括我国刑事司法在内的法治秩序的信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将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所以 ,改革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切实建立起被告人赔偿、国家补偿和社会援助有机结合的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势在必行。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亚洲犯罪被害人补偿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制约我国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费"不足。但在亚洲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我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针对犯罪被害人补偿的法律制度均已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启示:经济的因素不是绝对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补偿机制。

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为了探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阐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及立法构想。认为中国应构建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补偿的对象、条件、范围、数额、资金来源、补偿方式、裁定机构以及程序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

在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时,进行法律救助,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的法律缺陷和对被害人法律救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最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在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

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权利的丧失,程序权利也未得到有效保护。我国应通过保障被害人的司法信息知情权、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救助制度等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的实践探索具有救急解困、政策驱动、地域和部门差异明显、个案救助、注重维稳考量等特点。它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定位失准,条件苛刻;政策驱动,规范不足;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雷大雨小,杯水车薪;变相维稳,违背初衷。建议采取以下完善对策:调整模式,从"救助"走向"补偿";统一立法,加强规范;加大财政支持,建立补偿基金。

法哲学视野下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

随着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在人权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补偿义务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国家补偿的认识各不相同。国家与犯罪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补偿关系?如果存在,补偿关系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文章从法哲学的视角论证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义务,并论证设置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之路

过于注重惩罚的公法建构,虽使刑法满足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却漠视了被害恢复的积极价值。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异军突起、社会效果的日渐重视以及私法精神对正统刑法的反攻,刑法私法化模式逐步成型:因刑事和解与二元化犯罪模式能够实现恢复被害和预防犯罪之双重目的,已成为当代刑法私法化的基本类型。其中,固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明确基本类型及其适用对象,把刑法谦抑作为判断基准,就是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的基本路向。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实践

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而无法从犯罪人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时,依法由国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社会制度。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我国刑事被害人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亦不能获得国家的有效补偿,遭受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基于被害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宪法基础,我国有些地方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先行探索,这种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被害人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 ,从犯罪分子那里得不到赔偿或充分的赔偿时 ,国家应当给被害人以补偿 ,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本文对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并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构想。

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构建

我国民事法律规范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刑事法律规范否定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立法缺乏统一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被害人的心理恢复,培养被告人的责任感;有利于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竞合与冲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权利主体、赔偿标准和诉讼模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赔钱减刑的价值危机及其消解

赔钱减刑在司法实务中日渐广泛的运用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热议和质疑,从社会学、经济学及刑法学视角考察,赔钱减刑具有合理性,犯罪人竭力汲取社会资本予以赔付,在一定程度减轻因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以及社会外部负效应,同时也呈现了犯罪人的良性人格,体现出其易改造的一面。但因仍处探索尝试阶段,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为补偏救弊,需闿置协调关联机制。具体举措主要有明确法律依据、限定涉案范围、尊重被害人意愿、拓展适用阶段及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依据及立法完善

在人权保障的理念之下,包括刑事被害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都应该得到最为切实和充分的保障。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构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学理上的否定和立法上的限制是影响我国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两大障碍。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有着广泛且深刻的法理、法律和社会实践基础,要想实现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构建,就必须要从法理、法律和实践中为其寻求依据。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需要修改实体法、完善程序法和强化保障法。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思考

为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家应当尽早地制定保护被害人利益的法律制度,并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立法时将该制度的性质定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该制度应是对被害人的"最后"救助方法;明确救助的范围和不予救助的情况;立法时考虑与其他制度的竞合关系;培育民间援助组织。

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几个争论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争论较大,对这些争论进行归纳、分析后,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从被害人权益保护角度出发来设立,补充性原则不能绝对化;补偿对象和条件应主要根据被害后果和被害方生活困难的情况而定,以家庭为单位一次性货币补偿;在我国的监狱罪犯劳动收入分配体制下,国家财政理应成为被害人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补偿机构的确定要足以实现对不同阶段被害人补偿。

反思与重构: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研究——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存在诸多缺陷。应从完善被害人权利实现方式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等方面着手,重构应然状态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