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绿洗”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绿洗”行为泛滥的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通过分析企业“绿洗”案例发现,企业“绿洗”有两种动因:一是基于声誉效益的外部动因;二是根植企业利益的内部动因。两者是导致企业“虚假性”“欺骗或误导性”“真实性”投机表现的根本动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和以欧盟指令为依据的“专门治理”模式是当前较为典型的企业“绿洗”治理方案。这两种企业“绿洗”治理模式为我国治理企业“绿洗”的法律方案提供思路。鉴于当前我国治理企业“绿洗”行为存在立法表达缺失、执法不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国内企业“绿洗”投机以逃避处罚的事态严峻。对此,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建立企业“绿洗”治理的统一界定规范、将企业“绿洗”治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治理范式、强化消费者侵权诉讼补充公共规制、探索国际层面企业“绿洗”治理的一致性等建议,助力完善中国企业“绿洗”治理的路径方案。

企业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标准的系统性构建

企业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在监督依法行政、维护企业国有财产公共利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启动标准的制度依据与实践动力双重不足,导致现阶段行政公益诉讼在企业国有财产领域难以有效运行,实际缩减了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企业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才能界定检察权和行政权的行使边界,推动检察权积极介入国有财产监管环节,从而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挽回国有财产损失。企业国有财产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是涉及多个法律要件的集合性判断,故应从主体、客体、因果关系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性构建。具体而言,一是在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以公共性和行政性为依据识别主体;二是以检察权对行政机关履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前提考量行为;三是构建三维风险矩阵模型评估危险结果;四是确立推定规则对因果关系进行事实推定。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引发了对法律手段的迫切需求,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其立法势在必行。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实现法律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本文围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与重要性、在环境法典中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门法构建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明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土地征收中限制条件与公共利益评估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应该遵从权利制衡原则、公开透明原则与扩大参与原则;其公共利益的具体判断标准有:受益对象的多少;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等建设目标;土地征收的结果确实能使社会公众受益。由于土地征收行为对被征收人的重大影响,应对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

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法规范分析——以类型理论为视角

我国在众多的法律中使用了"公共利益"这一法律用语,但却未能作出明确的定义,这就为"公共利益"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扰。为了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以类型化的视角重构"公共利益"条款。根据法律规范内容的不同,我国现行法中的"公共利益"可以分离为四种类型:立法目的型、权力界限型、权利限制型以及例示型。但在公共利益类型的认定上,我国现行法尚缺乏完整的认定体系。因此,"公共利益"条款的类型化重构除了继续肯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定职能外,还应当明确立法机关的认定职能,并以例示规定的方式增加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确定性。

隐性采访与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法律规制

隐性采访主要有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隐性采访方式的选择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记者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采取不同的采访形式。法制新闻报道中运用隐性采访应该严格掌握采访场所和范围,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德。记者在隐性采访中要注意身份的法律限制,注意采访器材的法律限制等。同时,隐性采访不能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而损害公众的利益,放任违法行为的发生或以身试法。

外资安全审查标准:缺憾、价值取向与进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域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框架下审查标准的设置存在过于抽象而欠缺可操作性、实质涵盖范围有限、参考因素列举不完备、与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规则不协调等问题。完善审查标准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公共利益为原则,把握“严而细”的立法要求;可细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审查因素的规定,将“产业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纳入安全审查标准之内,同时应当增强与反垄断法审查标准的协调性,以收公正、安全、高效利用外资之效。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三题——基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的解释论展开

从文本上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但其中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运行中却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由于对立法原意理解出现偏差及部分法间衔接不到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操作中陷入多重困境:一是如何寻找规范依据;二是如何安排适格主体起诉顺位;三是如何确定损害数额和赔偿数额。上述问题的解决还需从准确解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出发,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探寻该条规定与其他涉及环境保护的部门法间的联系,使之有效衔接,减少、化解诉讼中的障碍,保障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落实和发展。

民法规范论在公司法中的适用

民法与商法"和而不同",民法规范论在公司法中同样适用。公司法领域绝大多数法律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其中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则是任意性规范,有关公司内部决议机制的规定因公司类型不同其规范类型不同,信义义务的规定通常是强制性规范。在判断强制性规范时,应首先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在否定决议行为效力时,应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并结合商事外观主义判断内部行为的外部效力。无论是公司内部行为还是外部行为,否定行为效力的原因一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有害于公共利益。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判定标准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的前提性条件。在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时,要跳出现行判定标准学说的困囿,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目的为基础,同时考量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职权,以及行政机关职权行使无法改变公益受损现状的两种客观情形,进而为检察机关判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设定两重进路。在第一重进路中,公共利益得到救济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目的同时实现应为最佳状态。在第二重进路中,当两种制度目的只能实现其一时,即使公共利益得到救济但行政机关未尽职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仍具有可责性,应认定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当行政机关穷尽职责但公共利益未得到救济时,应认定行政机关已依法履行职责。

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作为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法定原因之一的"公共利益",因其内涵模糊不清、界定主体异化,往往成为达到征收与拆迁目的的"法器"。界定公共利益,应首先设定界定标准,同时构建公共利益的评价机制。对于前者,国家须在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在实践中注意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对于后者,国家应强调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作用,摒除行政机关的评价,并赋予被征收人、被拆迁人参与评价的权利。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之认定

以权责一致、合理期待理论为依托,从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阻却事由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三个维度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进行检视与反思。当前,仍然存在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范围不明晰,行政机关缺乏对于履职阻却性事由的预先排查以及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适用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完善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认定,明晰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来源范围;在履职过程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作互动;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的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审查标准,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理论再探

反射利益理论是大陆法系行政法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从本质上讲,反射利益是行政法义务规范所产生的一种"投射",属于一种法律利益,不同于单纯的事实利益,同时,反射利益不能产生如同权利的请求权权能,也不同于主观公权利。反射利益被不断解释为法律上的利益或主观公权利是行政法发展的一个趋势,其背后折射的是个人在国家中地位变迁的宏大命题。通过建构行政法规范类型的结构可使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问题得到较为细致的微观分析。

关于信息开发伦理维度的研究

本文着重论述了信息开发应当把握的伦理维度,认为维护公众利益是信息开发的首要宗旨;遵守道德规约是信息开发的社会责任;利益正当性是信息开发的基本要求;同时认为,信息伦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对信息开发主体的尊敬和保护,对正义的崇尚和追求;提出了实现信息开发伦理维度的路径选择,目的在于维护信息社会发展的秩序,尊重与实现人的价值,有利于构建信息开发主体责任的价值取向。

保护规范理论新探——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思考

刘广明案引入了保护规范理论,为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连接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诉讼的桥梁,其解释基准经历了从旧保护规范理论到新保护规范理论不断扩张地历史嬗变,兼具法规范基础的确定性和解释的灵活性。但各级法院在应用保护规范理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保护规范理论机械适用以及误用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行政法解释规则以指导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完善保护规范理论的解释规则,探索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路径,从而实现利害关系标准的客观化、精细化。

关于加强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经验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梳理总结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为我国区域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在系统借鉴发达国家在组织架构、制度设计和宣传教育等科技伦理治理关键环节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浙江省高校院所、研发机构、医院、企业等创新主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开展调研访谈,提出我国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现存问题和相应对策建议。

论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及识别标准

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问题由来已久,考察中外理论,源于德国却在中国有着全新理解的实体法律关系说、日本的领受权说及德国资深的司法要求说至今有着不可动摇之地位。分析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公益权的社会权本质与实体法律关系说相合,机关或组织(主体)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理由可以获得"法律地位"与诉讼标的领受权说相合,"有权提起诉讼"与司法要求说相合。

论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现阶段学界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原告与被告举证能力是否对等、两种不同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否应当区别、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权能作用等问题。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符合我国国家机构职能分工和体制构架的合理制度设计,但是与传统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具备独特的诉讼属性,举证责任也不应一概而论。科学合理确定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对于这项制度合理健康运行来说必不可少。

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

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得公共利益成为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学者们各有分歧。但基于公共利益对于经济法的特殊性,需要对经济法上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进行探讨。在经济法理论中,需通过区别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与其他相关利益,把握公共利益在经济法中的基础地位,再从价值判断、"类型化"方式等实质标准和事前审查、事后司法救济机制等程序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公共利益的识别和界定,保障经济法中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检视与优化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但该制度的规范设计仍不成熟,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调查核实权缺乏刚性、检察建议制发次数不规范、履职期限规定僵化、履职标准严苛以及起诉期限规范缺失等问题。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法律监督功能,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性调查核实权,规范检察建议的制发标准,设置履职期限的弹性范围,确立以“行为标准为主、结果标准为辅”的履职标准,设置专门的起诉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