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企业跨国并购策略研究--以伊利并购泰国Chomthana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食品企业海外并购取得了蓬勃发展,但由于相对起步晚,经验不足,并购效果往往难以达到预期。通过对伊利集团并购泰国Chomthana公司的策略进行具体分析和总结,发现伊利集团此次并购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国际化战略清晰且适时切入跨国并购模式,重点选择在东南亚地区实施并购,谨慎理性地选择并购对象以及并购后对Chomthana公司推动全方位整合。此次并购为其他食品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基于GMCR的跨国并购中企业-工会关系研究

由于双方的生存环境和合作目的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与东道国工会频频出现冲突,对被并购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企业-工会冲突是一种动态交互的行为,针对该特征运用冲突分析图模型分两阶段对其进行演化分析。第一阶段冲突分析结果表明决策双方在博弈初期均采用中性策略,即企业采取谨慎行动策略,工会采取引导员工工作退缩的策略,结果使双方陷入谈判僵局。为打破僵局,决策者的风险认知发生改变,导致博弈过程发生演化,冲突分析进入第二阶段,决策双方在博弈后期均采用促进双方合作的策略,即企业主动团结,工会引导员工努力工作,该策略有利于被并购企业正常经营,实现冲突双方的目标。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企业并购短期绩效分析--以伊利并购泰国Chomthana为例

本文选取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伊利集团并购泰国Chomthana事件,通过事件研究法对伊利跨国并购的短期绩效进行探析,分析其是否在短期内获得了股东价值的提升,并提出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借鉴。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技术创新了吗——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跨国并购是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追赶的重要途径。采用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从跨国并购中获取的创新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跨境并购对中国上市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PSM-DID方法

采用2010—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的跨境并购数据,实证研究跨境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制度距离对其有反向调节作用;企业的跨境并购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了创新绩效的提升;此外,相较非国有企业、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的并购企业以及并购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东道国为非发达国家的并购企业和并购规模小的企业的跨境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

基于全球价值链再造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研究--以卧龙和均胜为例

通过对卧龙和均胜近两年的跟踪调查,结合价值链和跨国并购整合相关理论的分析,采用比较案例法对卧龙和均胜跨国并购整合的复杂过程做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构建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模型,深入研究了这两家公司跨国并购后进行有效整合的机理和路径,揭示了民营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整合创造价值的过程。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清晰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以往有关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驱动机制的研究,往往只能关注少数几个变量的影响机制问题,且无法深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搜集2004—2014这十年来我国典型的企业跨国并购案例素材,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整合性分析,研究发现,从东道国市场特征来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机制可以划分为企业内部主导型、积极制度主导型、消极制度主导型和内外配合主导型四种类型,其中,企业管控能力在所有四种市场驱动模式下都是十分重要的驱动要素。另外,企业内部主导型驱动模式下拥有丰富并购经验的企业采用非现金支付更容易获得成功,而积极制度主导型驱动模式下企业则采用现金支付更容易获得成功;消极制度主导型驱动模式下企业跨国并购经验的作用十分关键,而内外配合主导型驱动模式下则采用非现金支付更容易获得成功。

企业跨国并购后不同整合阶段控制机制选择——以北京四维-约翰逊公司为例

结合控制机制理论和整合阶段模型分析了跨国并购后整合的不同阶段并购企业对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机制的选择,进而通过对北京四维—约翰逊公司的案例研究提出三个命题。第一,在并购后动荡阶段,以稳定员工为主要阶段目标的子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更倾向于文化控制;第二,在运营变革阶段,以整合资源为主要阶段目标的子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更倾向于行为控制;第三,在稳定发展阶段,以提高盈利水平为主要阶段目标的子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倾向于结果控制。

跨国并购后的品牌策略--基于Hotelling模型的分析

构建存在三个差异品牌产品的一期动态博弈Hotelling模型,分析跨国公司并购东道国企业后的品牌策略。当跨国公司的自有品牌与东道国品牌的差异程度较小,与东道国竞争企业的品牌差异程度较大时,如果多品牌经营的维护成本很小,那么跨国公司并购后将选择联合经营自有品牌与东道国品牌;如果多品牌经营的维护成本很大,那么跨国公司并购后将选择弃用东道国品牌,而单独经营自有品牌。当跨国公司的自有品牌与东道国品牌的差异程度较大,与东道国竞争企业的品牌差异程度较小时,跨国公司并购后将选择弃用自有品牌,而单独经营东道国品牌。

跨国并购“经济-文化”综合博弈模型

从经济与文化2个维度,分别在国家、企业2个层面对企业跨国并购进行剖析,提出了"经济-文化"综合博弈模型。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大多处于"经济顺势"和"文化逆势"的特定情境下,其并购后的整合具有"经济-文化"不对称博弈的特点。基于"以道为本"的企业文化观,在相关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这一不对称博弈困局的策略和建议,以期丰富和发展企业跨国并购理论,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提供有效途径。

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购经验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以2016年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163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事件为样本,探究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均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即正式制度距离或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海外并购绩效越差;中国企业利用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即丰富的海外并购经验或较强的政治关联均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削弱制度距离对海外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深化了新兴经济体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框架,对中国企业如何发挥异质性资源优势来提升海外并购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略论政府规制与外资并购--基于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参与外资并购的古诺模型,论证了政府规制外资并购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负效应和东道国市场结构调节的正效应。指出我国政府在制定外资并购的规制政策时,需要综合权衡规制对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并着眼本国具体行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规制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并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文化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分析——万达并购AMC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已经成为各国合作与竞争中不可忽略的方面,文化企业发展也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购成为近年来文化企业发展的主题,不论是国有报业集团,还是民营影视企业,都在积极进行资本运作。与此同时,文化产业领域的跨国并购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以文化企业现阶段的发展背景为起点,对万达集团并购美国AMC公司的收益和启示进行分析,并针对该案例的问题进行讨论与思考,从而为以后文化企业能够成功进行跨国并购提供参考。

我国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10-2015)

本文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激励理论等,以中国沪深股市在2010-2015年间发生跨国并购的公司为样本,对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究和改善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办法,希望给我国上市公司施行跨国并购策略提供启示。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企业CEO人力资本来说,CEO学历与跨国并购绩效ROA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EO经营管理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对于CEO的激励机制来说,CEO持股比例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薪酬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晋升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和Tobin’s Q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职称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跨国并购研究前沿及理论基础的演进--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

借助最新知识可视化技术,通过文献共被引的计量分析,结合对应时期发生的重大全球化事件以及跨国并购交易数据,给出了跨国并购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及演进机制。跨国并购的研究经历了从并购到跨国并购的研究对象转换,从绩效、动因到价值创造机制的视角转换以及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境转换。其理论逐步从零和博弈过渡到正和博弈,理论适用性从特殊走向一般,理论研究的着眼点逐渐细化且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但是该领域缺乏对未来的预测研究,且存在研究样本时间偏短、方法有效性不足等问题。这些结果有助于学术界和实践界系统理解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学术研究。

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PSM和DID方法的实证检验

自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走出去"战略以来,大量中国企业积极寻求海外合作,而通过跨国并购能够迅速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市场角逐中占据一席之地。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PSM-DID)方法研究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研发能力的影响,并使用动态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能力,但提升效应在企业并购之后的年度中存在一定波动性,并最终呈现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企业性质和地区分布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的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对研发能力的提升效应更强;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跨国并购对研发能力的提升效应较弱。

基于EEMD模型的我国跨境并购宏观经济动因分析

以2008~2018我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运用EEMD模型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尺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环境与跨境并购的关系.结果表明:近些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引发跨境并购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也会对其产生促进作用;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和经济政策调整是驱动跨境并购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无论长、短期,经济预期都对跨境并购波动起反向抑制作用.当国内股票市场指数居于高位、未来经济预期变差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我国企业越有可能进行跨境并购.

互联互通会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吗?--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经验证据

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跨国并购的成败不仅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不同类型的并购企业或并购目标企业在不同区域的跨国并购可能有不同的成功率,且互联互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效应也具有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五通指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4个方面衡量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比非国有企业的成功率低,并购企业的国有身份会弱化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强化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并购目标企业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低于不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属于敏感行业会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弱化效应对国有并购企业更为显著;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应不断深化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五通”建设,通过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改善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的宏观条件和市场环境;对外经贸合作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塑造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形象;重视互联互通状况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合理选择适宜的东道国和目标企业。

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一个META分析

跨国并购已然成为企业日益普遍的国际扩张模式,关于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但是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呈现出了较大的异质性.为了减弱这种争议,本文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39项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探究并购经验、持股比例、业务相关性这三个关键因素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经验、持股比例与业务相关性与跨国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以文化距离为调节变量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文化距离负向调节业务相关性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得到部分支持,文化距离对并购方的持股比例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还发现变量关系存在调节变量解释不足的问题.研究结果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前因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鉴于跨国并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更多影响跨国并购的因素变量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期权博弈的跨国并购实证分析——以联想并购IBMPC为例

将实物期权定价方法引入到讨价还价谈判博弈中,分别建立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跨国并购期权博弈模型,并应用纳什讨价还价定理求出了其中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唯一解,以及完全信息博弈的解区间。该模型证明期权估值法具有普遍意义,DCF估值法是跨国并购中的一种特例,最后,通过联想并购IBMPC案例检验了模型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