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资本极端流动与中国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传染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跨境资本大幅度异常流动越来越频繁,而跨境资本高频次极端流动可能会加剧金融部门脆弱程度、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实证检验了涌入、骤停、外逃、回撤四种类型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对我国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持续期和发生频次均较高,说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大进大出”“急进急出”的特征,且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类型频繁转换区间与各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局部峰值具有较高的同步性。(2)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对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跨境资本涌入和外逃会增加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且此时保险部门是各金融部门的风险源;跨境资本骤停和回撤会降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但资本骤停期间,证券部门是风险源,而资本回撤期间,房地产部门则构成了金融系统的风险隐患。

我国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10-2015)

本文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激励理论等,以中国沪深股市在2010-2015年间发生跨国并购的公司为样本,对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究和改善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办法,希望给我国上市公司施行跨国并购策略提供启示。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企业CEO人力资本来说,CEO学历与跨国并购绩效ROA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EO经营管理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对于CEO的激励机制来说,CEO持股比例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薪酬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晋升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和Tobin’s Q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职称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贷款质量吗?--基于中国123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选取2010—2019年中国123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具有提升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农商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流动性错配与贷款集中度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质量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流动性错配与贷款集中度双重渠道来影响银行贷款质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流动性错配/贷款集中度—银行贷款质量”的传导渠道均有效。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加大会减弱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银行业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银行业景气度提高会加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提升作用。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影响——基于2012-2022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2年月度数据,探究资本账户开放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具体传导机制,采用误差修正(VECM)模型从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角度检验宏观经济因素对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影响,借助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围绕经济波动就资本账户开放影响跨境结算的相关路径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汇率与离岸市场是资本账户开放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主要渠道;价格机制辅以适当资本管制可有效规避套利风险;资本项目开放不足导致现行利率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跨境流动;利用离岸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市场化定价机制。据此从审慎开放资本账户与推进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离岸市场建设等角度提出政策性建议,缓解资本账户开放对跨境贸易结算的不利影响,推动后疫情时代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发展。

跨境资本流动的产业链效应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2000-2020年FDI数据

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资源配置具有持续影响,在促进全球产业链分工细化和提高产出效率的同时,也影响流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本文解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的理论逻辑,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运用2000年至2020年FDI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长期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促进了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逐渐突出;长期跨境资本流入使国内产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加深,促进了国内关联产业的产出规模,也加大了对全球产业链的依存度;居于全球产业链中的组装加工类企业,对产业链前端核心技术的依赖度高,容易受到产业链上游的钳制;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加剧了“东高西低”的特征。因此,在利用跨境资本促进国内经济总量扩大和增加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要防止全球产业链低端行业在国内的固化,以及所伴生的产业结构偏失。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全球流动性变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全球流动性变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构建了全球流动性指标对其进行特征分析,并建立TVP-SV-VAR模型分析2003年6月至2020年6月间全球流动性、美元指数、VIX指数和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互关系。时变脉冲响应研究结果表明,变量之间互动关系存在时变性,全球流动性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渠道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1)全球流动性变化会直接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2)全球流动性变化可以通过美元汇率和市场恐慌情绪的变化间接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二元悖论”视角下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在“二元悖论”理论框架中,全球金融周期作为重要的冲击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有着重要影响。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和基金渠道传导,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共振,从而产生全球金融周期的现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导致投资组合流动和信贷流动产生强烈的顺周期性,这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更加明显。同时,危机引发的“涡轮增压效应”放大了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作用。为有效防范外部冲击,需在宏观经济基本面、金融发展和浮动汇率制度等方面不断着力,并运用资本管制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等政策工具,提升资本流动管理能力。

利率、汇率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TVP-SV-VAR的分析

选取2006年10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TVP-SV-VAR模型研究利率、汇率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并比较三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时点的脉冲时变特征。结果显示,汇率改革畅通了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之间的传导机制,提高了人民币汇率自身调节功能;利率冲击是造成国际资本流动快速剧烈变动的原因;利率变动对汇率的冲击影响较强,而汇率对利率的影响较弱,汇率与利率之间的传导机制仍存在阻碍。因此,应通过畅通三者之间的传导渠道、健全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和拓宽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等手段达到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相互协调配合的目的。

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证券市场双向开放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本文测度了近20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三个维度的开放度,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情况。构建证券市场开放度与短期跨境资金流动门限回归模型,测算了证券市场开放度与短期跨境资金流动门槛值。研究证实,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度与跨境资金流动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小于门槛值呈正效应,大于门槛值呈负向效应。同时,表明证券市场双向开放度变化对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效应更显著。本文围绕健全证券市场机制、增强金融体制改革协调性、优先开放领域及产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市场预期引导等提出了建议。

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出口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57个经济体199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FDI改善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发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更完善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更为显著;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改善。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跨境资本流动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的媒介作用和反馈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并采用MS-VAR模型对它们之间的时变关联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媒介作用总体上在平稳期和波动期均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反馈作用虽然在平稳期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在波动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不同,短期为缓解作用,长期为放大作用;由于“8·11”汇改后人民币可兑换性增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两种作用均缓解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冲击;不同类型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媒介作用和反馈作用在不同时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不同,应该根据不同细分项目、不同时期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预警体系。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防范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人民币推进跨境资本管理创新的作用机制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提升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管理效能方面蕴含可观的创新潜力。与其他国家CBDC相比,数字人民币(e-CNY)体现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契合我国经济实际和金融高质量发展需求。未来数字人民币还可在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增强宏观经济政策跨领域协同性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助力实现高水平和高效能的跨境资本管理(CFMs)。在CBDC框架下实施资本流动管理的三个层级分别为用户界面层、央行架构层和跨境平台层。技术层面挑战与先发优势实现、相关法律与制度有待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限制、数据治理共识与国际标准缺失,是数字人民币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未来需要持续优化数字人民币的技术链,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积极参与多边协商和机制创新,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数字货币合作,审慎评估和设计数字货币的治理机制,妥善弥合分歧,为全球CBDC的数据治理一致性贡献“中国方案”。

并购情境下基于智力资本整合的技术追赶机理———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希斯案例分析

跨国并购被认为是后发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实现技术追赶的有效捷径。对被并方资源形式拥有并不等于技术能力提升,有效内化并购资源才能支持后发企业技术能力跃升。但文献对“并购-技术追赶”的资源整合的动态机制缺乏充分理论解释。将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希斯的整合实践作为案例样本,借鉴与组织技术转移和创新关联性较强的“智力资本”概念体系,探索基于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技术追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并购的技术追赶遵循“吸收模仿-集成创造-主导领先”发展路径;②“并购追赶”导向下智力资本整合呈现“人力资本整合主导-社会资本整合主导-组织资本整合主导”演进轨迹;③智力资本整合效应呈现“逆向吸收效应-多元融合效应-能力重构效应”动态转变。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丰富了这一逻辑,即金融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夯实了基础,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以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然而,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的外部约束、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存在结构性错配、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等。因此,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银行信贷期限

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具有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风险承担,促使银行更倾向于短期信贷配置决策而引致信贷期限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银行信贷期限”的传导渠道有效。此外,宏观审慎政策、跨境资本流动及银行家乐观度均能够负向调节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信贷期限缩减效应。基于此,为防控以信贷期限为特征的时间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建立及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作调控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并优化跨境资本开放时序以及构建基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的银行家乐观度监测机制。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的非对称波动耦合效应

构建向量误差修正‒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非对称BEKK(VECM-GARCH-ABEKK)模型,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维度,研究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人民币汇率具有显著的持续性、集聚性波动特征,且两类跨境资本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波动溢出存在差异化的非对称耦合效应。研究提出优先针对产业资本外流风险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监管框架,降低外汇市场超调风险,利用人民币离岸交易构筑资本跨境流动缓冲区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