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生效赋能中国-东盟高质量跨境数据共享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随着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空间的日益增大,数据跨境流动的规模也在显著扩大。RCEP的生效不仅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中数据出境安全保驾护航、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更进一步优化跨境数字贸易,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提供助力。虽然近年来,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治理规则顶层设计、数据资源汇集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部分东盟国家数据安全保护力较弱、数据价值链地位偏低、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政策体系差异较大、数据共享利益分配机制欠佳等问题较为突出,加大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数据共享合作的阻力。为此,中国—东盟双方需要提升数据安全保护能力、升级数据价值链地位、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策略和探索跨境数据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以期有助于扎实推进中国—东盟数据互通合作。

“自由-规制”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及中国方案

目前跨境数据流动尚未形成统一的全球规制体系,中国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法律规制尚未完善。文章试图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探究和本质性分析,建立“自由-规制”张力框架,并以此为抓手,对中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进行检视,分析比较欧盟、美国治理模式,为探索中国治理方向和路径,构建出一套更加规范的、可持续的、中国化的法律体系提出参考建议。中国应在跨境数据流通“自由-规制”框架下坚守国家安全的基点,明确“自由-规制”数据平衡路径,同时探索公私共治的自由激励模式,找寻“自由-规制”框架平衡。

贸易协定中跨境数据流治理的“自由-规制”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的全球扩张和深度发展,不仅促使商业模式和产业组织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亦促使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常态。而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自由”与“规制”的张力平衡,既要正视对自由的天然追求以及数据自由流动带来的显著受益,也需要采取合理的规制并提供充分保护。然而,由于不同的利益追求与价值认同,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态度存在差异,除主流的美国与欧盟的两种对立模式之外,发展中国家亦在寻求符合自身需求的治理路线。不可否认,各国均意识到了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性,尤其在贸易谈判中愈来愈多纳入了相关议题。当前,不论是WTO还是新近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态度都是数据自由流动为原则再辅以例外条款,区别在于例外的范围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在这些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实践影响下,我国应当结合自身需求和价值取向,从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专门跨境数据监管机构以及例外情形等对内向度和加强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的对外向度同时发力,借助“一带一路”和RCEP、CPTPP、DEPA等平台,推动重构数据流动治理体系以及相关国际经贸规则。

平台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探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视角

平台企业数据跨境流动有益于经济开放大局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同时又与数据主权、国家安全风险紧密相关。我国处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初步探索时期,应当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引,将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与数据主权放在首位,把国家安全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底线。必须坚持“数据本地化”的基本原则,在完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各部门监管合力,不断探索构建发展与安全相协调的新型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规则,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

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管辖权冲突及其协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了实现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家利益,各国借助数据立法单方扩张本国的域外管辖范围,因此司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的行使面临与他国管辖权冲突的危险。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与领土连接的弱化,冲击了传统管辖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直接适用。据此,可以依据国家管辖权的具体权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角度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进行讨论。首先,数据立法模式上,数据全球化与数据本地化的分歧暗含着管辖权全面积极冲突的危险;其次,数据域外法权制约共识的松动与国家数据管辖能力的天然差异,决定了国际礼让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数据管辖权冲突协调上的局限性;最后,在数据跨境执法问题上,数据流动导致的域内与域外界分困难造成了公约机制的适用困境,各国执法管辖权开始突破传统的域外行使规则,数据执法管辖权出现“长臂化”倾向。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学说以及国际实践,但这部分内容对数据流动中出现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并未进行全然回应或提出具体协调路径。因此,还需要充分顾及跨境数据流动本身的特性以进行调整,限制数据域外立法范围,并据此在坚持属地最高原则的基础上重塑数据属地管辖规则,同时推动各国积极构建跨境数据调取机制,为管辖权冲突提出有效的协调路径。

中国数据出境规则的解构与重塑--以对接国际协定为考虑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建立了中国数据出境的基本规则,针对数据跨境流动构筑了安全屏障,但在推动多边、区域数字贸易协定方面也引发了一定障碍。对此,需要在符合立法本意和坚持安全的前提下对数据出境规则进行适当的“解构”,为基于信任关系的协定谈判和贸易繁荣提供支持。可从适用出境路径的准确性及建立可自由流动的一般数据清单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明确数据出境规则,推动跨境数据的自由、有序与安全流动。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研究

[目的/意义]数据跨境流动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问题,有利于维护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促进数据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方法/过程]运用Nvivo软件,分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存在的问题与产生的原因,基于协同理论和霍尔三维模型,构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三维模型。[结果/结论]构建以组织协同机制、法制协同机制和资源协同机制3个子机制构成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并从知识共享、技术实力、文化环境3方面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机制运行保障措施,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协同效果。

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治理模式、难题审视及合规进路

[目的/意义]数字贸易已然成为国际贸易新趋势,其良好的发展依赖于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而我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境数据合规。[方法/过程]在全球性跨境数据治理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不断完善本国数据立法,按照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同可以分成重人权隐私保护的欧盟范式、重数据自由流动的美国范式和重数据主权安全的新兴经济体范式。通过审视当前多重数据监管规则,国际贸易企业亟待解决风险严峻复杂和规则模糊冲突两方面难题。[结果/结论]为了应对跨境数据合规困境,国际贸易企业应准确把握数据处理基本原则,内向性完善数据合规体系以化解数据跨境风险,外向性加强交流互助合作以明晰数据监管要求,实现国际贸易业务增长和跨境数据安全合规有机统一。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防控研究

随着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数字资源。通过分析企业数据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我国企业数据跨境流动现状,探讨了企业面临的内部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数据监管机构不明确等难题。目前许多国家就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系统性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提升我国数字企业核心竞争力,降低开拓境外市场的合规风险。

数据跨境流通规则博弈与中国应对

如何安全有效促进数据跨境流通和赢得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当前,受各国数据治理理念,核心利益诉求,深层次个人数据安全、国家数据主权、数据跨境自由流通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以及传统数据治理手段制约,国际数据跨境流通领域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并存、多套治理模板竞争、多轮博弈持续演进的博弈态势,以及数据跨境流通治理碎片化割裂化的局面。当前,我国以国家安全与数据跨境有序自由流动并重为基本特征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主张,不仅契合我国发展实际,而且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总体而言,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是一种合意的数据跨境流通治理方案,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如有些规定不太合理导致企业数据跨境流通操作成本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参与度低导致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较差、与国际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存在衔接障碍等,同时面临国际上异样的声音,甚至存在被污名化、被打压的风险,不利于数据跨境流通治理中国方案效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在数据跨境流通治理领域赢得话语权主导权、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治理,我国应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以联合国和WTO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建设;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扩大中国方案影响力;加强双多边合作,增强数据跨境流通互操作性;对接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提高数据跨境流通治理能力。

日本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制度实践及中日合作展望

当前,全球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为实现数据有序流动与安全发展的目标,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国内数据管理立法成为各国共通的做法。日本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模式在借鉴欧美等国家数据治理经验,融合多元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协调性特色”。这表现在日本坚持多边主义理念,对内不断完善数据治理立法,对外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进一步提出数据安全流动全球性倡议。基于Line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日之间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合作拥有广阔前景,但在具体规则制度协调中仍面临挑战。为此,中日两国可通过推进规则协调、优化机制建设方式,积极探求两国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领域的合作空间,提升监管治理效果。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趋势、现实挑战与治理建议

[目的/意义]研究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发展新趋势,对进一步优化营商境,提升吸引外资能级具有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阐述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现状,对DEPA、RCEP和CPTPP在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信息储存本地化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比较,分析我国推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成效与存在问题。[结果/结论]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对接DEPA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完善相关法规,建设高效安全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实施跨境流动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积极探索DEPA成员间跨境数据安全流动合作机制。

《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解读与中国企业应对

尼日利亚高度重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多项倡议规划发展前路。中国诸多数字贸易企业进入尼日利亚市场开展业务,并取得显著成就。《尼日利亚数据保护法》的发布,表明尼日利亚当局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使在尼日利亚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在保障数据主体权利以及合规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本文聚焦该法,通过解释研读该法的重要条款细则及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的不同,分析中国在尼日利亚开展数字贸易企业在“数据安全”“数据主体权利”“跨境数据流动”等条款下受到的影响,并针对性地就以上几方面为企业提出应对策略,以此助力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合规合法运营和发展数字贸易业务。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丰富了这一逻辑,即金融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夯实了基础,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以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然而,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的外部约束、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存在结构性错配、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等。因此,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与数据流动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治理为例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下重要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合作的热点。文章提出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满足。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不可能三角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演变的国际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模式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据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策略,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与安全规则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协同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

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57个经济体199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FDI改善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发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更完善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更为显著;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改善。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跨境资本流动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研究

[目的/意义]在数据跨境流动助推全球化发展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路径,为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引入SFIC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适用化修正,通过剖析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纾解路径。[结果/结论]本文构建出“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评估反馈”五维一体的纾解路径框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协同治理文化、激发协同主体治理积极性、搭建统一的协同治理平台等多项具体举措,旨在促进我国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的长效化、可持续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