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人出庭质证问题研究

医疗损害诉讼案件的专业性极强,纠纷往往涉及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这都需要通过鉴定予以明确。目前我国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存在的问题较多,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不是十分明确,导致鉴定人出庭质证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到位,出庭质证效果不好,鉴定人以工作繁忙、出庭费低、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等理由制造出庭障碍等。专家辅助人和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鉴定的科学性、中立性和专业性,但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和技术调查官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出庭质证后的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存在瑕疵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可以补正说明或者补充鉴定,不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的鉴定意见应当予以排除,或者启动重新鉴定。应完善鉴定人交叉询问规则,加强法庭质证功能,提高律师的质证能力,提升鉴定人出庭质证技能。

论我国司法鉴定质证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司法鉴定质证程序自《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颁布后并没有显著改变,鉴定人不出庭和对鉴定意见质证流于形式的问题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从宏观上看是诉讼制度的问题,从微观上看是鉴定意见质证本身的缺陷。解决这一问题,在宏观上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建立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交叉询问制度;在微观上应建立异议和关键鉴定意见强制出庭制度,明确不出庭的后果,规范质证规则和内容,并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通常在"有鉴定必要时"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出席庭审,鉴定意见在法庭上接受质证,但是法官并不完全受制于鉴定意见。我国刑事诉讼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属于职权型启动,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保障不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意见难以在庭审时接受充分质证,对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采信缺乏统一的规则。应当加强我国司法机关运用职权启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义务,鉴定人原则上应当出庭,并规范法官对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采信。

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

在形式上,质证是控辩双方对相关的证据进行针锋相对的质询、质疑、诘问或者对质的行为。在实质意义上,质证的最主要含义是被告人法益保护及查明案件事实情况。这对于精神病鉴定意见的质证也毫不例外。然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还有其特殊理据,其中包括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本身科学性存疑等。在美国等现代法治国家,具有完善的精神病专家证人质证程序或者制度,而在我国涉及精神病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则存在程序或者制度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考察美国精神病专家证人质证程序的得失,以作为我国建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质证程序或者制度的借鉴。

试论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质证的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医疗行业的专业性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质证基本流于形式。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了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内涵和对其质证的必要性,但仍然需要从鉴定人出庭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引入专家陪审等方面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质证进行完善。

论我国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质证程序

从医疗损害鉴定质证程序现状出发,分析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存在的鉴定模式不同所导致的鉴定意见差异化、鉴定意见质证程序不完善以及鉴定人不愿出庭质证的问题。通过对国外开言程序、质询方式的借鉴,对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质证程序,提出统一诉讼程序中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强化鉴定人出庭质证程序、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措施以及细化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议。

司法鉴定行政与司法视角的边界——民诉证据司法解释鉴定内容的思考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备受司法界关注。其中,涉及司法鉴定的条款达24条之多,笔者结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相关内容予以了梳理与比较,揭示了民事证据规定给司法鉴定带来的变化与问题。民事证据规定重点规制了司法鉴定启动、受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诚信承诺、鉴定人权利保障,鉴定人的出庭义务、遵守鉴定时限的义务,以及围绕鉴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方面的规定,以期保障鉴定质量。与此同时,民事证据规定也带来了管理上的边界之争的问题,包括司法鉴定行政管理部门与法院之间、法院与司法鉴定机构之间,以及法官与鉴定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边界之争与之推,司法鉴定呈现多头管理已见端倪。本研究直面司法鉴定发展中的问题,建议尽早启动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明确虚假鉴定的认定标准,梳理鉴定多头管理乱象等等,希望可以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庭审阶段重新鉴定缘何难启动?——基于598份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鉴定意见存有疑问的,有权申请重新鉴定。然而,司法实践中,这一事关鉴定意见可靠性的救济程序被架空,诉讼中的鉴定异化为了一次鉴定,为司法裁判埋下了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隐患。若要规避这种风险,还应从庭审阶段重新鉴定制度的运行样态出发,通过对刑事判决进行实证分析,反思重新鉴定启动难背后存在的重新鉴定标准不明、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偏信、审前机关传导重启压力、鉴定意见质证虚化等问题。最后,适当借鉴域外经验,针对当前刑事诉讼重新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鉴定意见质证实质化与重新鉴定规范化的应对方案,激活庭审阶段重新鉴定制度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