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驱动: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论刑民交叉案件程序冲突的协调

随着经济活动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与演变,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相互交织,在性质认定上界限难分,在诉讼程序上相互冲突,这种法律现象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这种刑民交叉案件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法律事实存在竞合或牵连,进而导致两种诉讼行为在运行时互相影响,甚至形成冲突,这些诉讼行为的冲突其背后暗含着不同类型的权力(利)冲突。在处理此类问题时,要厘清基本概念,遵循诉讼规律,把握权力(利)的协调与平衡。

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看全球化背景下刑民法之界域

1997年侵犯商业秘密罪进入刑法典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立罪反思,当前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立罪上,存在着立罪理念困惑、立罪依据迷茫以及立罪技巧混沌等问题。其症结在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上存在着刑民之交叉互动,未能对其进行界定,面对着全球化背景的冲击,必须在刑民之间厘定一条相对明晰的界域,来达到更好的对商业秘密保护之目的。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商标案件刑民交叉责任的界分步骤

司法实践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与商标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缺乏统一的界分标准,影响了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准确界分商标案件的刑民交叉责任,需在定责和量责两个环节统一采取三个步骤。涉案数额因其可清晰快捷地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常为法官首先参考采用;判断行为是否由民转刑的重点在于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而在定责过程中还需重点关注主观状态,以进一步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刑民交叉责任因并存着多重法益,考量法益平衡是最终界分刑民交叉责任的关键。刑民交叉责任的三步界分可逐步明晰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间的边界,在定责和量责全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刑民交叉责任的模糊区域,以利于法院公正裁判商标刑民交叉案件。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类型与规则

民刑交叉问题的复杂性,需要从多个部门法律提供的视角进行观察、解析,进而形成能够在多个部门法学之间证成的判断规则和处理方式。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止、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处理和自然人与单位刑民双轨处理。实践中通常以“先刑后民”和“刑民并进”来概括这四类处理方式。按照现行司法解释,区分这四类处理方式的学理分析工具,是基础法理学当中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两个概念。以两个概念为分析工具并无不妥,但在复杂案件的处理上,这一处理方式的操作性不甚理想。为此,应从实体法的角度,基于学理提出三条判断规则:一是充分、及时地确认和实现民事主体的实体权益;二是以违反义务的类型和内容判断是否属于“不同法律事实”;三是以责任主体区分判断是否属于聚合的法律关系。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行民交叉问题研究——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参照”适用为中心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行民交叉问题是公益诉讼的一个审判难题。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创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这一问题的缓解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可参照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规则来解决行政和民事争议。以检察机关为主要的起诉主体,并尊重其他主体的程序地位;合理界定“环境”“公共利益”等要素,根据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来确定案件范围;立足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特殊性,以有效维护公益为目的,采取“一并审理”“合一审判”的审判方式。

从刑行交叉视角看待行政犯罪及其惩罚

刑行交叉是研究行政犯罪的关键,基于刑行交叉的视角,将行政犯罪界定为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规范而又触犯刑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同时,基于此视角,探讨了行政犯罪惩罚的根据即其法律责任,得出了刑事责任优先的刑事、行政双重责任的结论,进而强调实现行政犯罪的惩罚关键要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中国与加拿大跨境追赃法律制度研究

加拿大作为我国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逃匿和转赃国家之一,是我国加强境外追赃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反洗钱法律制度、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等尚不完善,同时加拿大作为赃款赃物的"净输入"国家,怠于承认或执行我国的没收令。因此,需加大反洗钱查处力度,构建我国统一的没收制度,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从加拿大追回犯罪资产;探索在加拿大法院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要求确认和维护有关资产的所有权;推进中加双边引渡条约的缔结,并建立犯罪资产返还与分享的长效机制。

“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

针对“一物多卖”等合同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认可合同效力的同时扩大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合同诈骗罪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识别上的偏差,也是对民事主体自由支配民事权利的抑制。慎重选择民事或刑事程序解决“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的刑民交叉案件纠纷,可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为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规范调整机能方面的功能。

滥用本人银行卡行为的刑事法理分析——兼评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路径

滥用本人银行卡具有典型的民刑交叉属性,其中持卡人身份和银行卡操作流程均具备合法性外观,这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存款的占有判断标准和ATM机的法律属性,应结合民法和刑法各自特征分别做出。对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存入假币换取真币以及挂失取走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行为,应结合钱款的归属、钱款的受控状态以及实行行为特征,分别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归责中,不能一概采取先民法后刑法的法律适用路径,而应结合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不同特征,确定法律归责方式。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探讨

刑法学与民法学是看似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两种学科,但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同一案件中的现象却多如牛毛,其中所涉及的案件性质认定、刑民责任划分、程序适用等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各级司法机关的疑难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三种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三种模式可以说是互有优劣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本文通过对三种审理模式进行利弊分析,提出了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类型灵活选择审理模式的观点。

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问题及其处理

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具有审理难、审理程序复杂等特点。目前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立法还只有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且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目前还只能参照适用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因此,对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是以"先刑后民"或者以"先民后刑"还是以"刑民并行"的方式处理,一看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二看一种性质纠纷的解决是否须以另一性质案件的审判结果为前提。确定了处理方式,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在管辖、诉讼时效、证据、判决结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论被追诉人逃匿后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

被追诉人逃匿后,我国现行刑事追缴制度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无法及时、有效地弥补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被追诉人逃匿情形下,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应允许被害人就其未得以退赔的物质损失,向管辖法院先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为保障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得以顺利开展,我国应立法肯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被害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并赋予被害人不服民事诉讼中止裁定的上诉权。

刑法追诉时效交叉问题:司法现景、本质影响与逻辑进路

追诉时效制度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设置中的必备制度。19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具体规定。考察裁判文书涉跨两部刑法追诉时效交叉问题的案例后发现,我国法院对追诉时效交叉问题分为两派观点,即“旧法提倡说”与“新法提倡说”。争议焦点产生的缘由是对1997年《刑法》第12条法律适用的解释和刑法追诉时效的司法属性存在博弈。文章提出统一法律适用、遵循“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有利于被告人”的司法理念以及以“核准追诉”程序作为兜底性规定乃当下逻辑进路。

民刑交叉视角下挂失取出卡内他人钱款的定性分析

挂失取出本人银行卡中的他人钱款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理论、实践争议较大。对此,应当明确三个前提:债权能够被占有、存款为银行占有、实际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实质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此基础上,无罪说、侵占说、盗窃说都是不合理的,此类行为应当成立三角诈骗,卡主的挂失行为欺骗了银行,从而使得银行处分了其与持卡人之间的债权,持卡人遭受了财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