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环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问题研究

以行政区划为标准的传统环境司法管辖模式与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生态性、整体性、系统性相矛盾,而流域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可作为破解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长江流域所涉各省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的具体实践存在行政区划分离程度不高、法律规范依据不足、环境司法专门机构设置衔接不畅等制约因素。因此,要明确以流域治理所遵循的整体和系统理论为基础,确立长江流域地理单元为基础的整体环境治理理念,确保集中管辖实质效用得到发挥;确立与完善流域跨行政区划环境案件管辖法律规范供给,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标准遵循;坚持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以长江生态环境法院为基础框架发展完善专门管辖,以便破除行政区划对流域环境司法的阻碍,增强流域集中管辖的规范性、有效性。

“搭台共治”式环境跨域治理:新安江生态补偿协作网络演化研究

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环境工作的战略目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自2012年至今的各行动主体合作网络进行整体特征、个体节点和聚类结构的分析,发现新安江生态补偿治理中各级政府扮演差异化的角色,表现出平台治理的特性:通过系统化机制构建而非对参与者的直接约束实现治理,通过结构性混合来实现不同主体的松散联结,平台参与者具有明显异质性,平台处于持续的演化中。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治理过程说明我国已经产生了环境治理领域的平台治理实践,并回应了“协作平台”这一治理理论最新方向。

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路径

当前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改革并不彻底,限于被动回应型逻辑的改革举措存在着顾此失彼等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破除对策式思维、强调管辖制度自身的内在规律。从管辖制度的本质出发,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实际控制理论是管辖权分配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借助这一理论工具分析各地环境案件跨区管辖模式,可知当前改革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环境跨区管辖权未能实现对环境要素的实际控制以及缺乏权源基础。从实际控制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管辖制度以及环境司法审判资源等具体实际,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当坚持以生态功能区为标准划分环境案件司法辖区,分别以一般性地方法院与专门环境法院实现对省域内、跨省环境案件的跨区管辖。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现存问题及其对策——以S省D县检察院为样本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建立了我国现行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S省D县检察院开展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出发点,从微观角度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线索获取困难、诉讼管辖混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难以管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建设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未来应当加强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公民的联动衔接,多途径收集线索;探索建立检察院内部跨区域合作机制,减少在异地管辖、集中管辖背景下程序衔接不畅的问题;引入专业组织和专家辅助人对环境污染定损,并提供相应修复建议;明晰公益诉讼案涉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由省级以上检察院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会。

考虑对称交互熵的对偶犹豫模糊企业环境行为决策模型分析

顺应绿色新发展理念,建设高质量生态文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企业环境行为指标已逐渐被纳入投资者考量范围。本文针对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平台对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的问题,研究面向对偶犹豫模糊评价信息的聚类方法。首先,定义对偶犹豫模糊相对熵与对称交互熵,并基于信息论角度提出一个新的对偶犹豫模糊相似度公式;然后,构造相似系数矩阵,并基于编网聚类方法对对偶犹豫模糊集进行聚类。最后,以不同指标权重下评价企业环境行为优劣程度为例进行计算,并与使用传统相关系数聚类方法所得结果进行对比,说明在考虑决策者提供的信息量较大的情况下,本文方法概念清晰、计算简单、分辨率高,是一种更加灵活、全面的多层次评价方法,为完善企业环境评价系统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板壳结构在声振联合试验下的振动响应耦合分析

目的研究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板壳组合结构在声振联合作用下的响应预测方法。方法在噪声试验、振动试验和声振联合试验响应曲线的基础上,分析板壳组合结构在噪声和振动同时激励下的响应耦合规律,并根据噪声试验和振动试验的响应极值包络法,来预测在声振联合试验作用下板壳结构的响应分布。结果声振联合试验响应曲线近似于噪声试验和振动试验的最大值包络线,噪声的面激励和随机振动的基础激励在不同的频率范围内对结构响应起着主要影响。试验件的噪声试验和振动试验响应曲线在给定的频率点出现相交,小于交越频率的声振联合试验响应与振动试验高度吻合,高于交越频率的响应则以噪声试验为主。结论在工程实际中,可以直接利用振动试验和噪声试验的响应数据对声振联合试验的响应进行预测。由于交越频率难以事先获得,因此响应叠加法在实践中更易于实现。

环境资源案件检察集中管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环境资源案件的特殊性对传统地方检察院属地管辖模式的公正和效率构成挑战,催生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模式。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改革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性质定位不明确、层级结构不完整、设点布局不合理的体制问题,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范围不统一、办案机制不适配、机构衔接不顺畅的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创新的组织法、程序法、实体法依据不健全的法制问题。应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基础,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定位为新型综合派出检察院,构建三层级的组织体系,因地制宜进行设点布局。以完善运行机制为关键,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归口办理机制、司法协作机制建设。以健全相关法制为保障,明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组织法、诉讼法、生态环境法典依据。

跨区域环境检察协作的实践样态与优化逻辑

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跨区域环境问题的涌现,跨区域环境检察成为检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种跨越行政区划的特殊检察样态,跨区域环境检察协作在推动多元主体基础上的沟通协调、体现地方需求基础上的全局视野、顺应检察改革基础上的创新探索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京津冀区域的典型实践来看,我国跨区域环境检察协作方面形成了兼具创新性和示范性的推进模式,成效显著。同时也存在制度供给缺乏、专门化程度不够、配套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围绕制度化要求强化相关制度供给,形成跨区域环境检察的长效机制;围绕专门化要求推进跨区域环境检察专门化进程,着力探索跨区域环境专门检察院建设;围绕一体化要求健全跨区域环境检察协作配套机制,为提升协作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东部地区能源环境效率评价及环境策略选择研究——基于自然处置和管理处置动态交叉效率模型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东部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其节能减排经验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区域提供参考。为从自互评体系研究中国东部地区在自然处置和管理处置策略下的动态能源环境效率,论文建立了自然处置和管理处置动态交叉效率模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202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6—2020)的相关数据,对2015—201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和环境策略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15—2019年期间,大多数省市在自然处置下的能源环境效率更高,而管理处置下大部分省市能源环境效率偏低,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从整个研究时期来看,天津之外的省市采取自然处置策略对能源环境效率的提高更有效,而天津采取管理处置策略对提高效率更有帮助。

流域跨界污染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框架

河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水质安全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游地方政府与下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水环境污染逐渐演变成更为复杂的流域跨界污染。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水和谐”美丽河湖的关键阶段,如何系统治理流域跨界污染是新时代治水工作必须要解决和回应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现阶段治理政策不匹配、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应不持续制约了我国流域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厘清上述机理和困境的基础上,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亟须探索和建立打破传统行政壁垒,健全从中央到地方,从上游到下游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以河湖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垂直管理新体制、企业清洁生产、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监管督察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实现流域跨界污染的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现代化、多元化治理,推动流域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价值意蕴与建构基础

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是跨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考量,是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愿景。当今社会,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对于强化区域生态资本,满足公众生态需求,创造公共生态价值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国内外大量经验表明,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建立在诸多因素、条件、资源相互支持与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强化法律规制,加强法律制度保障;明确责任分担,厘清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统一利益目标,培育合作内生动力以及促进广泛参与,构建多方治理格局就成为构建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矩形隧道顶管在过街行人通道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在城市繁忙交通区域建设过街行人通道SB-01时,矩形隧道顶管(RTBM)方法被深入探讨以应对复杂的施工挑战。集中于施工方法的选择,详细分析了RTBM技术的实施细节,包括施工过程的管理和监控。此外,还特别关注了环境保护措施和安全管理策略,以确保施工活动对周围环境和人员的影响最小。通过具体案例研究,详细展示了RTBM方法在繁忙城市交通建设中的应用情况,旨在为其他类似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实际的操作指导和参考,以更有效地规划和实施类似的过街行人通道建设。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结果的法律效力与实施问题探究

本文深入探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结果的法律效力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界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理论框架,包括其定义、基本原则及操作流程。然后分析了鉴定结果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当前法律实践中鉴定结果效力存在的挑战,如法律规范与实践的差异,以及法律效力认可度的不足。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策略以增强鉴定结果的法律效力,包括加强法律规范建设、优化鉴定流程和方法,以及提升跨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旨在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标准化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导。

连锁股东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吗?

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是有效监督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的前提。连锁股东通过资本关联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公司—行业”的辐射治理作用,为推动整体环境治理水平创造了条件。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连锁股东对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方向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且这一作用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更加明显,而在不同监管环境下无显著差异。机制检验表明,制衡实际控制人、监督管理层是连锁股东发挥影响的两条作用渠道,其目标是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公司价值。本研究拓展了上市公司环境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连锁股东的治理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为优化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监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提供了重要启示。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模式问题研究

环境问题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外溢性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治理。随着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实践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出现持久性、典范性、类型化的发展趋向,模式化特点日益显现。本文依据中央政策推动、中央与地方双向推动,以及非正式制度推动下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生成过程,划分出京津冀地区政策主导型、太湖流域双向联合型、黄河金三角地区功能互动型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本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体现出不同的适用性,将其合理应用在不同区域,必将互相支撑,共同推进我国环境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越开放越绿色: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企业环境绩效提升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企业环境经济绩效的有力抓手。文章将2009—2022年126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与地级城市进行匹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政策净效应。结果表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综试区建设对具有债务融资能力强、股权激励体制完善等特征的企业的环境绩效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综试区建设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智能制造水平来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还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绩效。因此,不断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覆盖范围,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水平提升,是促进企业环境经济绩效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初探

两岸关系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因素的作用被过度评价的问题。当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两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仍保有较强韧性,经贸和社会等领域的两岸依存度不降反升。这种现象表明政治因素对两岸关系变迁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缺乏基于交叉学科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引入两岸“大系统”观,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阐释两岸“大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变迁机制,并在两岸关系现实中进行实证检验。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显示,相较于政治体系,整体系统环境更具决定性作用,两岸关系变迁的方向和进程是全要素互动的结果。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跨界行为何以激励探索式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运用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研发人员跨界行为、知识重构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运用259份有效问卷通过层次回归、bootstrap等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证明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跨界行为能够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知识重构介导;环境动荡性增强了研发人员跨界行为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