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cult horror film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从研究范围上,本文的视域首先集中在美国的情况。cult films及相关研究生发于美国的午夜场;而我们接触最多的cult films,也都是来自美国。如今,正如Jancovich指出:"Cult is everywhere。"显然,cult film已经成为某种标志、惯例、策略、手段。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醒目?什么是cult film试图关注和表达的东西?而作为一个类型电影的cult horror film,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中的恐怖元素?

民族志观众研究作为居间范式——以布鲁斯·奥斯汀“Cult”电影观众群研究为例

20世纪80年代电影观众研究领域出现的“民族志复兴”,既是传统传播学电影观众研究方法的重新提及,又是文化研究大潮下电视受众领域“民族志转向”影响的结果。这契合了当时电影研究领域对文本分析理论缺乏经验性观众证据进行修正的需要。布鲁斯·奥斯汀是其中的代表研究者,从他关于“Cult”电影观众群的民族志研究中能够见出,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利于资料搜集而缺乏整体分析,及仅适合小规模群体等特性,导致其在电影领域多被作为资料搜集的方法用于电影工业或历史-接受研究之中,而缺乏向一般性理论发展的动力。但以其历史中的研究范例来看,以及对当下中国电影文化现象而言,民族志观众研究依然可以作为居间范式,有效弥补电影学科化之后,电影观众研究趋于传统量化统计与抽象文本分析两极之间所缺失的经验性观众证据。

走神的信徒:论柏林的电影宫

1921—1933年期间,克拉考尔曾先后以匿名撰稿人、撰稿人、编辑、通讯员等身份为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工作,写作了两千多篇杂文,本文是其中一篇,发表于1926年3月4日。克拉考尔在文中,结合电影院的建筑布局、照明、声响、身体表演等三维物质,理解电影的二维平面中的脆弱幻觉在观看经验中的流变。对于魏玛时期的克拉考尔而言,对电影的分析,重在揭示其与现代性同构的经验过程,观者高强度知觉的投入和转移,与现代社会的本体论相应。这种将电影置于都市和媒介间相互作用之中加以观察和理解的方法,有别于克拉考尔在美国时期对于电影表征的图像学分析。

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邪典电影中审丑现象研究——以《天生杀人狂》为例

后现代主义指出它藐视一切权威、解构一切中心、嘲笑一切崇高、填平一切深度与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拜金主义纠缠勾连,形成了当今最为复杂的社会思潮奇观。而邪典电影在这样的语境下就沾染了后现代主义的一切特征和色彩。审丑的两面性成为邪典电影两面性的体现,邪典电影既是开拓审美新领域的急先锋又是埋葬审美体验的掘墓人,它将丑推上瞩目的艺术舞台中心,又将它拉向媚俗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