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的非农化区域补偿方法

耕地资源是中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保护耕地资源是国家重大战略。基于耕地价值评价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护价值进行测算,通过定量刻画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并建立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模拟,以期为耕地保护与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构建提供创新性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保护价值地区差异明显,最高为北京市,达185.21万元/hm2,最低为青海省,为44.61万元/hm2,两者相差近4.2倍。2)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价值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价值呈现出东北及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社会价值中西部区域较高,主要受人口、耕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生态服务价值整体呈现出北部及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3)根据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中央政府作为耕地保护主体之一,2012年需向各省(市、自治区)支付耕地社会稳定与生态服务价值26764.068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5.15%;上海、安徽、广东、广西、宁夏减少的耕地保护收益与耕地非农化补偿支付成本总额分别达10.907亿元、10.283亿元、74.680亿元、66.495亿元、8.529亿元。基于此理论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耕地保护博弈过程中,耕地非农化成本收益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这也是耕地资源保护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市场配置管理转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政策预期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研究目的:实证分析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能否持续实施下去的预期对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研究方法:在对政策预期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加以检验。研究结果:(1)稳定的政策预期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正向显著;从中长期来看,农户对补偿政策未来5—10年能够持续实施的信心增加一个标准差(0.811),农民则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487%、3.812%和6.569%,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9.570%和1.379%。(2)除了政策预期对农户满意度有影响外,对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满意程度较高的农户,其补偿政策的总体农户满意度绩效也较高。研究结论:农户稳定的政策预期对补偿政策的农户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农户满意度绩效,实施补偿政策的地区要保持补偿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加快补偿政策的制度化进程,形成能够激发农户持续供给耕地保护行为的长效机制。同时,补贴标准和补偿形式的选择对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刍议

研究目的:探讨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成效、特点与问题,为全国层面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实证调研法。研究结果:通过耕地保护基金发放,农民自发保护耕地的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符合统筹城乡过程中耕地保护和维护农民权益的要求,是从底层通过法律化表达的形式将农民权益固化,并与耕地保护责任相结合的一种做法,但各方面推进的成本较大。研究结论:从全国层面看,可在借鉴成都市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地方实际的具体操作办法。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以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崇州市江源镇为例

耕地效益比较低下导致兼业农户数量增多,生计资本发生转变.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生计资本转变不仅带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以最早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和崇州市江源镇为例,构建农户生计资本与耕地保护参与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刻画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对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对耕地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最显著,高于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对耕地保护意愿的负向影响最显著,高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将提高0.071和0.011个单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对应减少1.231个单位、1.030个单位和0.232个单位.所以,生计资本差异会直接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政府应从不同生计资本农户的诉求出发,寻找农户经济利益与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切合点,根据农户不同生计资本情况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和扶持策略,从根本上激发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自2008年启动的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制度,作为一项符合统筹城乡过程中耕地保护和维护农民权益的要求的制度性安排,是从底层通过法律化表达的形式将农民权益固化,并与耕地保护责任相结合的一种做法。文章认为,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在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和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在对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制度实施以来的做法与成效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从保护农民利益、坚持市场化原则和完善耕保基金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该项制度的建议和思考。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农户满意度影响机理研究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典型模式,运用296份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的满意度受补偿机制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的双重影响;②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的耕地保护基金构成要素依次为补贴资金账务公开度、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力度、补贴依据、补贴资金使用要求、补贴资金分配比例、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③农户的年龄、党员身份、家庭实际耕种面积、流转出耕地面积、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度和政策价值性的认知均显著且正向影响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农户满意度,而家庭需抚养人数和承包地面积具有反向的显著性影响。

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耕地保护应更多侧重对耕地保护实施主体的内在激励,因此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我国切实保护耕地的关键环节。结合近期有关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体现、耕地保护政策损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现行耕地保护的委托—代理机制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耕地保护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上未得到有效体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不完善和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六大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缺陷,提出了建立"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从建立"三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城镇居民开征耕地保护税、建立受偿农户耕地保护补偿账户体系以及加强对各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现切实保护耕地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通过梳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制度的4个阶段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经历了产权从缺失到确定,再到建立起总量控制下的计划命令的配置机制,再到当前朝着经济措施的配置机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当前,作为新增耕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浙江指标交易、重庆地票交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改进了耕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作为现存耕地的发展权的价值补偿机制——成都耕地保护基金机制改进了耕地的产业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然而,现有制度创新依然存在耕地发展权种类设置不完全、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能实现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种类设置、产权归属和权能实现等方面进一步清晰界定耕地发展权,并构建相应的市场交易或财税等配置机制,最终使相关经济主体既有机会在耕地保护中获得补偿,亦可在耕地非农化中获得收益,从而诱使正确的经济行为,实现耕地保护与非农化的最优均衡。

成都市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耕地资源大幅减退,尤其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地区,耕地保护问题已成为实现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控制点。以成都市为例,对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减少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耕地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耕地的非市场价值测算与补偿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三重理论将广西耕地保护的效益界定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采用替代成本法对其生态效益进行测算,测算后得出广西耕地保护的生态效益为351629.8元/hm2;并且依据生态效益计算的结果和广西各地的财政支付能力,在假设补偿年限为30年,享受补贴的耕地一定时期内不会被征收,且现5年补偿标准比前5年多20%的情况下,计算出当前地方政府每年每公顷广西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7082.23元。

基于问卷调查的成都耕地保护基金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依据成都市下辖县市100多个村的抽样调查资料,研究调研区耕地保护基金发放后的实施情况以及农户对耕地保护基金的认识程度.研究方法:参与式农户调查问卷法.研究结论:政府在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制订、实施中起关键作用,耕保金发放标准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并按三种标准发放,其目的明确,并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影响巨大,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政策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存在耕地保护基金不足,对农民吸引力小,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低以及政府对耕地保护基金的宣传还不到位等问题.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耕地保护补偿资金运行机制研究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是我国切实实现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其中,实现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良性循环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核心。采用文献综述和逻辑归纳法,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包括政府耕地保护补偿财政专项资金、新增占用耕地的组织缴纳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城镇居民缴纳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和社会各界缴纳的耕地保护补偿捐助资金等;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应按照国家级、省级和县级三级筹集和运行,并将其账户设立在相应级别的财政部门下,实行专户缴纳、专款专用;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机制包括法律制度约束机制、区域间监督机制、区域内部监督机制、动态监测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违法违规惩处机制。

农户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和崇州市江源镇为例

近年来,广东、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为了解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反响,以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证,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成都市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基金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49.76%的受访者对耕地保护基金的实施持满意态度,农民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满意度呈中等水平;2)农民对耕地保护基金实施的满意度取决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策认识及政策影响感知等因素。其中,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对农民家庭在耕地投入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满意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其他变量一定时,相对于"极不满意",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对政策实施的评价为"不满意"、"一般"、"较满意"、"非常满意"的可能性将分别提高69.1%;此外,农民家庭的耕地资源越破碎,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低;农户家庭生计多样性指数越大,农户对耕地保护基金政策越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