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反对儒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封建伦理,而"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选择。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坚持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五四”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将其审美视点置于张扬个性、反思传统的整体文化抉择中。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承传实践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与思考,这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的主动继承和发展。

遐思“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写

"五四"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现象,应将发生在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五四"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儿童与妇女的三副面孔——以毕飞宇中短篇小说为中心兼及“五四”

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发现了生活在底层的儿童和妇女是最容易被"损害和侮辱"的形象,这种发现日后成为中国作家表达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传统。在晚生代作家群中,毕飞宇对儿童和妇女关注是比较突出的。在《地球上的王家庄》和《玉米》中,文革岁月的荒谬使得儿童和妇女的相较于"五四"时期呈现出一种"魔鬼化"的面目;而在《哺乳期的女人》和《林红的假日》中,改革年代的儿童和妇女则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存在被陌化的危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妇女人格的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从妇女人格建构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来探讨,如何才能形成新的妇女人格。他们的探索对我国当今的妇女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试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学衡》杂志,从学衡派的立足点——新人文主义出发探究其文化观,清理学衡派有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改造的主张进行价值重估。本文认为,学衡派借中西融合来改造文化的思想符合思想史的运作规律,在当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反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借鉴。

白话文运动:传承还是摒弃

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影响深远,也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是白话文正式进入学校常规教育课程,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加速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汉语的主流文体。从当时直至现在对该运动的历史叙事,一般都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比作欧洲各国自文艺复兴起民族语言文学取代拉丁语文学,同时将之比作一场文学上的革命。这种观点在两个重要方面比附失伦。首先,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看,20世纪初白话文传承的是中国上千年的语言文化传统,相比而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新兴书面语历史短暂,语言资源贫乏;欧洲民族语言文字取代拉丁文以后,后者基本被摒弃,而文言文始终是中国语言教育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文体,是个渐变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白话文的情况与此相仿。白话文作品在元、明、清时期广为传播,自19世纪下半叶起白话文使用更为普遍。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语言应用传统的传承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该发展开始加速,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白话文运动的真正意义,是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为此后汉语标准口语和标准书面语的成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汉语拼音化给出了前提条件。19世纪以来在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上提出的重要主张如何落实,此方针为之提供了指引。

五四运动之文化阐释

五四运动是一场复杂社会思潮革命及社会政治运动,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美国文化学家、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怀特在文化层的基础上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本文即从文化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并系统分析五四运动发生的文化必然性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四时期的两种科学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科学体制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起步。与近代英法两国科学体制化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五四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以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为主体的科学活动：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两种科学活动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原因分析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信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多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变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则将这种可能性促成了现实。

“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输入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中华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在奋斗与挫折、希望与失望中缓慢延伸．一批批志士仁人的设计蓝图、治国方略直至鲜血头颅都付之东流．不仅如此，长期以来被先进的中国人奉为楷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也陷入深刻的危机．世界大战的烽火遍及欧洲大陆，给人类以空前的浩劫．这就给人们以双重的困惑．学西方七十年，不但未获成效，到头来连西方值不值得学，都发生疑问．中华文化向何处去？恪守旧道，显然没有前途，而追赶新潮，又方向茫然．资本主义文化已失去昔日的光彩，蒙上灰暗的阴霾，但俄罗斯大地上那一片熹微晨光，却给人们以新的期冀和鼓舞．“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华文化近代化的新阶段，产生了“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成为觉悟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给予中华民族以锐利的思想武器，去扫除民族文化近代化道路的重要障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凤凰，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腾空而起，振翅高飞。

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

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使得个人权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为了理解文化的成因,本文假定人的基本生存挑战有两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这两种需求又分今天的需求和未来的需求。今天的需求靠提高生产力来满足,但未来的需求除了也靠提高生产力来满足外,同样重要的是要通过金融契约的交易来规避各类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换言之,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不仅今天的物质供给和精神供给都丰富,而且金融保险与证券市场也完备(Complete Markets),这样人们能利用金融契约交易把各种未来风险都规避好。当然,现实并没那么完备。特别是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不仅没有完备的金融市场,连基本的外部金融交易都没有。那么,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如何规避未来的物质风险与精神风险呢?当外部金融市场不发达或根本就不存在时,社会组织特别是"家庭"承担着最重要的经济交易(尤其是风险交易)和感情交易功能,后代以及亲戚是人格化了的"保险"、"借贷"、"投资"、"养老"等金融品种。为了保证家庭、家族内部的这种隐性契约交易能"安全"地进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文化"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保证契约交易能执行的内容,儒家的"孝道"文化以及相关名分等级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在此。"家"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成员间的经济交易和感情交流。随着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家"的经济交易功能逐渐由市场取代,"家"则越来越以感情交流为主。于是,相关的制度性文化特别是"家"文化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像儒家"孝道"这样的"刚性"等级文化就变得无必要,取而代之的是让个性更自由、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大致如此,中国文化的变迁轨迹也将是这样。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由其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