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影响

北疆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既延续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也充分展现了北疆区域鲜明的文化特色。北疆文化的价值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疆文化建设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抓手。从文化社会学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科学诠释北疆文化的定位和研究路径,细化北疆文化所具有的时代精神、群体凝聚、符号系统和制度体系的价值面向,并深入探讨北疆文化价值实现路径和社会功能发挥内在机制,既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美好精神家园提供社会学学科视角的理论支持,又能拓展和丰富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地域文化研究经验。

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价值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已是学术界共识,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这是北疆文化形成的源头与基础,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目前已知北部边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大窑遗址”、证实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的“萨拉乌苏遗址”、展现中西方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的“水洞沟遗址”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红山文化”等,都表明北部边疆在中国人类及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北部边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类及人类文明具有一定同步性,存在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随着交流互动的逐渐增多与深入,各人类及人类文明区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先进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繁荣。北部边疆在此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既丰富了北疆文化的内涵,也奠定了它在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敖包祭祀文化的解读与利用——以呼伦贝尔地区为考察对象

北疆文化是中国辽阔疆域内一种重要的区域性文化,其中的敖包祭祀文化就是一种带有鲜明北部边疆(以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地域特色的文化类型。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等时代背景下,亟须对敖包祭祀文化进行研究解读和开发利用。通过梳理敖包祭祀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是由生活在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习俗对游牧民族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敖包祭祀也是人们了解游牧民族的重要途径,其发展变迁生动展示了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三种类型的敖包祭祀为考察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路径,梳理和分析了敖包祭祀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及其在传承发扬北疆文化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

“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得远人以安边”:明代贵州司学发展及价值

司学作为明代贵州学校教育中官学的重要类型,其存在对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影响深远。明王朝经营贵州以“怀柔远人”为先,恩威并施,宽猛得宜,司学教育的开展正好适应了“能得远人之心”的需要。明代贵州司学的设置、发展以及政府对司学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贵州土司的教育需求,推动了儒学教化,增强了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同时,司学的发展培育了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达到了“教化安边”的目的,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对促进地区文化社会的发展及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传播、萨满教“底层”与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童恩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再思

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注意到由东北至西南这一半月形地带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存在若干文化因素上的相似性,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地带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并非都是由文化传播导致,萨满教“底层”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而“文化传播带”的命名,容易让人对这些共性出现的原因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建议将其命名为“边地半月形带”或“童恩正带”。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出以来,不断有学者在其基础上试图补充修正,使得我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概念事实上与整个东亚大陆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格局及变迁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

边境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与功能日渐彰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和强化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伴随着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变迁深刻地改变着边民国家认同的文化生态。文化的异质性、文化生态失衡和文化全球化给新时代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塑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该文认为应加强边境地区精神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国家话语整合与统领,有效抑制边民的弥散性认同,筑牢边民国家认同的根基,拉近边民与国家情感距离成为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的重要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化戍边方略

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需要设计和实施治边方略体系,其中文化戍边方略是最重要的治边方略。文化戍边方略就是利用戍边文化所具有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的机理,对边疆各种社会主体复杂多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予以正确引导、合理疏导和有效规约,并以此达到守边、治边、护边、稳边、强边的功效。文化戍边方略对边疆治理走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协同化、精细化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推行文化戍边方略,首先需要凝练和创建具有戍边功能的文化价值体系。其次,需要构建完备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体系。

贯彻“十六大”精神 推进文化戍边工程

文化戍边 ,是先进文化建设在兵团屯垦戍边事业中富有个性和特点的体现。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实施文化戍边工程 ,着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并通过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 ,完成兵团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 。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伦理学研究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节日文化中体现出的民族认同的归属心理、人际和谐心理的需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希望、传统节日文化发生变化与现代生活的融汇等,都展示着能被人们感受到的伦理意蕴。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身份·文化叙事·话语模式:边疆大学发展的纠结与困境

同为大学,处在我国边疆地区的大学(边疆大学)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在于其基于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三重语境下所连带的"边缘身份"。而围绕这种身份所展开的两种内含冲突的社会文化叙事及其相应产生的两种话语模式——"跨越式发展"和"特色化办学",却又使边疆大学时常处于一种集体的焦虑和彷徨之中。边疆大学要化解这一困境,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则需要从唤起其内部人群的主体意识开始着手,这样才能从中找到自信、发展的方向和活力。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广西边境文化安全问题及对策

边疆治理历来是国家大事。南疆广西在大开放与大开发新时期下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文化问题,广西边境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利益诱惑下的犯罪频现、频繁合作交流下的文化入侵、民族文化瓦解下的认同焦虑。针对新问题,可从意义的认识、主体的自觉、学校的职能三方面思考广西边境文化建设。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时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文化制衡观在“富民兴边”行动中的价值

21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西方列强的势力在亚洲地区快速消退,中国及其邻国的自主能力正稳步提升,改变边境地带社会经济滞后状态,开始成了双边和多边的共识。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无论是综合潜力,还是国际声望都能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上述特点表明,当前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正当其时,正当其用。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经济要取得发展必须确保文化生态耦合体系的完整,故文化制衡观理当成为"兴边富民"行动的指导思想。

公民文化:构筑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基石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与政治制度密切联系的精神文化,是以公民意识具体地体现出来,即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道德意识、宽容意识和理性意识。在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公民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调适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促进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文化价值观整合的条件。应完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构筑公民文化的物质基础;应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动政治认同的公民文化发展;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民主实践强化公民文化精神内核;应加强边疆地区农村公民教育,形成培育公民文化的"涓滴效应"。

文化权力视角下的中越边境旅游商品变迁——以广西东兴红木制品为例

边境旅游商品是文化互动的典型代表。首先,边境旅游商品受主流市场消费影响。作为稀缺资源交换的贸易本质,边境旅游商品不是内生性资源,而是迎合市场需要的外部资源引入。其次,边境旅游商品带有区别于主流市场的本地性文化特征。随着东盟自贸区建设和发展,广西边境旅游和边境贸易已构成多元化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旅游商品不仅作为旅游的内生性属性,还延伸为边境城市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目标。东兴作为边境贸易旅游城市,其红木制品经过了从旅游小商品到高档家具、从小集市销售到超级商场销售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阶层文化、文化互动、符号消费及其以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为核心的文化权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唐朝北部边疆高纬度地区民族述论

唐朝北部边疆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高纬度地区分布着的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白霫、鞠等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与回纥有源流关系,他们的文化表现出较为独特的特点;从唐朝在北部边疆对上述民族的治理可以看到唐朝的北部边疆比汉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向北推进到了靠近北极的高纬度地区。

边地的魅力——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审视

边地作为一种文化和生态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描写边地的作品也多是放在乡土文学的范畴中来笼统的阐释,没有很好地突显边地的魅力。在文化生态的视野下,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以具体的边地作家的创作来分析边地小说,可以发见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论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表达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呈现出正向情感与反向表达的胶着、责任意识与功利行为的纠结、思想正态与价值负态的共存的特点。互联网时代,国家民族意识表达的空间、情境及语言文化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民族意识的表达不再受现实习俗、规则、纪律、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表达主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大大降低了对体制的依赖性。同时,网络的虚拟性、信息的离散性和表达的分散性使得网民主体隐藏了个体身份,增加了社会不信任,解构了社会信仰,疏远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减少了现实社会参与,这正是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转向和疏离的独特的现实语境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理性认识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转向和疏离的本质,应对网络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对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冲击,改变边疆民族地区青年的文化价值观的在场和出场语境是增强网络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民族意识转向的关键。

陕西泾阳茯砖茶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

介绍了泾阳茯砖茶概况,从地理标志、农业生物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保护、商标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方面,分析了泾阳茯砖茶的农业知识产权,并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农业科技、茶马古道文化、"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下该边销茶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