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文化-认知的悬浮表征及落地路向

基于教育“共同利益”视角,深度访谈了26位校企合作相关者,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归纳出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文化-认知紧密相关的图式有“合作动机”文化-认知图式、“自我身份”文化-认知图式、“创新创业”文化-认知图式。这些认知图式影响着个体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去理解职业教育适应性并指导其行为,反映出职业教育的“结构嵌入”、合作发展的“齐心协力”、创新创业的“绚丽多彩”等悬浮表征。提出了“共同利益”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教育“关系嵌入”、共建知识技能“共享平台”、立足岗位创新创业能力“开花结果”等措施,弱化悬浮表征产生的负面作用,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十七大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十七大报告含有丰富的关于利益的理论。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所要代表和维护的根本利益问题,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即民生问题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在利益成果的分配上,提出了共享利益的理念;在利益矛盾处理的方式上,要统筹兼顾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报告还充分认识到我国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对利益格局变化有充分的洞见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和办法;对人们现阶段关心的除经济利益之外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最后,还明确提出了各国人民间的共同利益思想。这些利益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失衡的理性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

"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要内容,为考察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中共同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保障民生,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呈现出"倒逼—错位—失衡"的演变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纠偏利益关系失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规范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基于共同利益的上海汽车工业跨文化管理模式

强调了跨文化管理对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中外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案例中,提炼出一些影响中外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要素;甄别了中外文化的认同点与分歧点,进而提出了中外文化融合区和中外文化冲突区的概念,并对此在坐标平面中进行了划分;在上海汽车工业4S跨文化管理框架的指导下,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跨文化管理模式;通过案例对上述跨文化管理模式进行了诠释。

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对农村村民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集体成员”两种表述。实际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性质上属于总有团体,后者则属于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主体,但在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成员权益方面并未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即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权、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共益权即非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民集体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股认购权、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股东诉权等权利。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相互作用大学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相互作用大学是地方大学渐进式转型的具体表现形式。利益主体多元化是相互作用大学治理的集中体现,根据利益相关者对相互作用大学的影响程度,可以将其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地方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在相互作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共同治理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合作博弈必须建立利益共生与平衡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利益制约机制和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推进治理主体间形成互动、制衡、合作的关系,实现地方大学治理的共有理性。

在所有与使用之间:商誉保护的制度逻辑——以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系列争讼为中心

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关于"王老吉"商标、红罐包装等系列争讼的实质是商誉的争夺,其中蕴含的商誉保护的制度逻辑业已超越个案,具有一般性的法理意义。作为稀缺的文化资产,商誉的形成需要商标等载体历经足够充分的使用时间;也正是由于使用时间的约束,商誉本身很难通过法律迅速实现强制转移和再分配。基于这一规律,商誉保护应当全面衡量商标所有者和使用者在商誉创造、增值过程中的不同贡献,通过适用附期限的责任规则等制度设计,建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平衡机制,避免出现消费者福利减损、无谓争讼激增等利益再分配效应。红罐包装权属争议、广告语是否侵权等潜藏着与"王老吉"商标案相同的因果机理,司法解决之道也应当以包装装潢、广告语背面的商誉的创造实践作为依据,按照孰为商誉创造者、增值者进行权属确定,为商誉的再生产提供良好的制度激励。同时,还应当经由司法运作充分发挥商誉对于其所有者的自我约束功能,实现良性社会控制。

追寻理性的刑法变革

刑事法治之下,刑法变革既是根据犯罪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立法强制性、法定化的过程,又是民众根据自身的传统、利益、价值观等,选择和创造的民主化、认同化的结果。而要构建一种强制化、法定化、民主化、认同化的刑法制度,刑法变革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准确反映特定社会的犯罪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真实反映不同群体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充分反映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取得刑法文化上的正当性。而此,正是人类追求刑法变革的应有理性。

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兼谈当代大学生的两个历史使命

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维护民族整体利益最具权威的代表,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然而,由于各国联系的加强和面对全球性问题,又需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应地,当代大学生需要承担起振兴中华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献两个历史使命。为此,需要反对和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抽象人道主义两种错误的倾向。

公共管理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公共管理文化是人类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集体创造。公共管理实践的根源在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随着共同利益的发展变化,公共管理实践的形式、内容也发生变化,由此而引起公共管理文化的发展变化。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反思,是推动公共管理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权力不是由强力创造的,其真正来源是"社会契约"。19世纪末期以来的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导致了公共管理文化的突破性发展和繁荣。

超越的背后——余华小说的变异与承继

余华在90年代以流畅的故事叙述、人道主义的文学主题标示其创作背离了他在80年代后期的先锋实验,一度被人们认为他在90年代丧失了先锋性。潜心研究余华此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余华貌似回归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实质是以此介入当下文化语境,重新捕获读者的认同,利用大众趣味巧妙地传达其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其小说的艺术形式依然承继了他前期的先锋探索。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重建,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定义,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包含着时代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同重建。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必然要求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予以总体肯定。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扎根,就必须妥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型,即由一种革命理论转向一种建设理论。在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就是要在人类普遍利益的指导下更好地实现民族和国家利益。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利益观试探

中国传统利益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包含着利民为本、以义求利、谋财有道、制欲节俭等思想精髓。这一宝贵的道德文化资源,对于维系历代中国各族人民互利共荣、和谐有序的关系,促进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传统利益观中汲取道德滋养,对于治国理家立身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

2014年中国戏曲热点现象述评

2014年是中国戏曲颇具创举的一年。三大国家级戏曲节的举办和南北方剧目展演,充分展现了政府的扶持之力;以京剧、越剧等为代表的活跃剧种,或在名家名剧上抱团演出,或在思想内容、技术传媒上探索创新,都有不凡的成就。在市场探索之外,"文化惠民"举措和对表演大师的纪念也都有亮点可循。

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础之汉字字库单字的规制之道——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

汉字字库单字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础,其规制思路和法律规制态度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单字问题直至今日尚无定论,保护与不保护各执一词,如何规制更是百家争鸣。无法得出确切结论的情况下,对于著作权法如何进行回应,应站在利益平衡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微观辩证地分析著作权人与使用者间的利益,宏观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用利益平衡原则指导调整利益关系,得出确认现有利益、宣告非法利益和克减部分合法利益的总体规制思路,强调要明确版权化规制态度。并据此思路提出保护为主、个案正义为辅的审判思维、合同法规避风险、建立字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举措进一步丰富汉字字库单字的规制方法,多位一体地解决规制困境。

“三个代表”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党建工作而提出的新的目标要求,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坚持和发展。

论邓小平的“生存型”民生观

邓小平"生存型"民生观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实现共同富裕是生存型民生的最高目标,"三个有利于"是衡量解决民生问题是否取得成效的有力标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生存型民生的着眼点,增加物质财富、"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是解决生存型民生问题的有效路径。

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历史际遇

摘 要:本文试图以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一的共同利益原则理论来阐释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勃然兴起,而且消费主义成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趋向、一种价值选择,是国家政策(国家意识形态)、商家、消费者个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媒体、尤其是广告轰炸之下,在我国历史性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之下,在共同利益诱惑下的集体性无意识反应的一种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悠久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现实逻辑和严密的理论逻辑。三重逻辑既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重要性阐释,又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和努力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努力提升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

论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三维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即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基本趋于一致的认知和理解。在利益复杂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共同价值的生成离不开三个基础:共同利益、文化联通、共同的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利益构成了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现实条件。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离不开文化交往,文化联通是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文化基础。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虽然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为共同的善。共同的善是共同价值生成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