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特点及影响

葬礼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项礼仪,是生者举行的哀悼和纪念死者的仪式。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意蕴丰富,形态多样,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呈现出共有性、宗教色彩浓厚、“游牧”特征、丧葬形式多样性等四个特点。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的变化,既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又有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影响的因素。北方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鲜明特征、汉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化形态,是观察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

节日文化实践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澜沧拉祜族九皇会为例

民族节日庆典和仪式操演既是民族文化展示的窗口,又是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创新和再生产的过程。九皇会最初与道教和佛教文化有关,自明末清初传入云南澜沧赛罕拉祜族地区后,逐渐与拉祜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祈福祭祀活动和年俗礼仪。随着时代的变迁,九皇会也从单纯的民间祈福祭祀活动演变成了大众化的民俗节日庆典,实现了民族节日文化习俗的共享与文化赓续,成为当下拉祜族、汉族、哈尼族、佤族等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作为跨越村落和族群的多民族共享的传统节日,九皇会及其文化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满族医药文化、文物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满族历史悠久,起源东北地区,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生活方式多以渔猎、游牧和农耕为主。满族的医药文化是在满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不仅促进了满族自身文化的发展,也吸收了中原汉族、蒙古族等医学文化和技法,充分体现出与各民族的交融汇通。该文主要以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为研究对象,以长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为依托,以历史文献、已发表著作和论文等资料为研究基础,梳理满族医学发展历程,探讨满族医药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东北地区满族医药文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联。满族的医药文物,如药具、药材、医书等,都是医药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满族人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也体现了他们在医药领域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征产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巴蜀文化的特征与时代意义

巴蜀文化是指从古至今在川、渝两地生活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地域文化,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文明重要文化元素表现的集合,还是最能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地域文化之一。巴蜀地区受自然环境和移民文化的影响,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孕育并产生了以天宝、《格萨尔王传》、茶马古道等为代表的知名人物、著作及遗迹,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还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滇东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

历史上滇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长期保持着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特有的民族交融文化,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色。先秦至西汉早期,主要为土著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西汉中期汉人移民迁入后,土著与汉人之间展开交往交流交融,汉文化在滇东形成一定影响;三国至西晋时期,汉人移民逐渐在地化,与土著的交流、交融深度加深。东晋南北朝时期,汉人移民土著化,在主动接受土著文化的同时传承着汉文化,形成了兼具汉文化和土著文化双重特色的“爨文化”。

张承志小说的民族交流思想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张承志对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极强的把握能力。他通过文学创作对少数民族文化所表现出的理解和深厚情感让这些文化有了表达的空间,也让汉文化与这些文化有了交流与对话。这既包括张承志用汉文化来赋予少数民族以意义,也包括以少数民族文化来审视流行文化,所以张承志的作品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多民族交流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寻求理解和尊重,寻求意义空间;二是希望用充满了风骨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时下的流行文化起到一定的匡正作用。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民族文化交融的原因、途径探析——基于甘肃省临潭县的调查研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民族研究领域盛行“分族撰史”“分族写志”等研究范式,致使各民族之间历时久远且密切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在一定程度遭到忽略。甘肃省临潭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通过对该区域内多个民族社会生产、生活具体情形的调查分析,不难发现,生存于这一地区的多个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并保持文化特性的同时,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密切交往交流,文化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建立了和谐共生的族际关系网络,是多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事例。

论民族旅游场域中的跨文化交流与认知——以云南元阳箐口哈尼族村为例

对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在民族旅游场域中的中外跨文化交流与认知情况的实地调查分析表明,在民族旅游的场域中,外国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存在一定形式的交流互动,但是对双方认知获得和交流影响有所区别。基本来讲,这种旅游场域中的跨文化交流对东道主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游客的影响,但交流对双方的认知都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交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兼及武陵地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18世纪西南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例

西藏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曾于公元1729至1759年间三次前往丽江地区。虽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至司徒班钦时期,由于蒙古势力南下、甘丹颇章政权崛起、改土归流等原因,噶玛噶举派在该区域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在此历史背景下,司徒班钦应邀南下,于沿途建寺传法,同上至云南提督、丽江知府,下至把总、木瓜、班色、头人等大小官员及信众频繁交往,构建起了多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司徒班钦接触和学习了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引介到藏族社会,同时也将藏族文化进一步传播至兄弟民族地区,为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文章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切入点,对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特征及影响,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的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

布朗族是云南特有民族、跨境民族以及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普遍信奉民间信仰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与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布朗族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西双版纳勐海边境地区中缅两国布朗族在宗教节庆、佛爷修行、跨国婚姻、边贸合作等方面交流互动的考察发现,布朗族边民之间频繁的跨国流动和宗教文化交流,一方面对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文化传承以及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边疆的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全带来诸多挑战。因此,加强中缅边境地区的宗教事务管理,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跨境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对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交换的文化秩序——以广西临江镇“四月初九”事件为例

对发生在广西临江镇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考察,认为尽管从表象上看这是一起由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事件,但实质上却是以互酬为主导的农耕社会的社会整合模式与利润至上的商业社会的商品交换规则,在磨合过程中所爆发出来的社会整合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临江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与临江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持久冲突的一种表现。据此认为,商品交换不仅是一个商品的流通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同群体对于商品交换的意义秩序的理解和社会实践建构了它的现实内涵。

多重文化场域中的老舍

满族文化具有开放性格,满族乃至于老舍的文学艺术亦如是。老舍自幼生长在旗人社区,精神世界被打下了基本的满族文化底色,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都有着厚重的满人特征;成年之后,则充分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老舍在20世纪满汉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一个最为典范的个案。满人开放的文化胸襟,以及满人充满智慧的民族书写,被老舍光荣地集于一身。通过这一个案,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进一步的理论寻绎。对于老舍民族文化现象的发掘,有助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确立。

地缘共生族群与楚地文明

除了作为主体的楚族群之外,吴、越、巴、蜀等地缘共生族群在楚地辉煌的文明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族群各有其不同的来源,与楚人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楚文化的整合下,地缘共生族群与楚族群一起创造出南楚地区的文明,其过程是从地缘族群的多元共生、文化交流到渐进融合。

文化互动与社会变迁——明、清以来哈尼族与汉族文化的交流

哈尼族历来重视对汉族文化的吸纳与交流,其吸纳汉民族文化大致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朗、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个别到群体的逐渐普及和深化的过程。其间既有哈尼族的主动吸纳,又有汉文化自身的辐射、渗透以及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二者相得益彰,推动了哈尼族历史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云南跨境民族的传统体育交流——以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为例

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交流是跨境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它以跨境民族传统体育为纽带,带动各跨境民族间的互动,为边疆地区各民族、邻国间打造了一个相互了解、学习、交流的平台。各民族在交流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创建了团结、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带动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是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一种科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

试论维吾尔族与回族的文化交流——基于历史、语言、饮食的视角

维吾尔族与回族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回族和维吾尔族作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在不同的时空地理环境中,生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但在文化上有着众多共同之处。从历史到现今,回族与维吾尔族在饮食、服饰、习俗等方面的频繁交流,使两民族在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和谐相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