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寨地权习惯法的演进及其现实意义探析——基于滇中北部地区武定县S村的考察

武定S村为古老的彝族村落,对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和村公共用地的使用权习惯规则,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土地权利习惯规则,既有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影响,又具鲜明的区域特点,对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土地利用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中,其传统的土地权利习惯规则历经发展与变迁,仍然保留了一些较有特色的习惯。通过总结这些土地使用的习惯内涵与特点,探讨其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功能,对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哈尼族环境习惯法的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其所含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哈尼族环境习惯法的理念与内容相契合。文章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视角,研究哈尼族环境习惯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促进,主张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领域进一步挖掘哈尼族习惯法的当代价值,激发区域内成员环境保护的主体意识,积极实践以保护生态环境,助力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研究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由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制定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规则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可以视同为习惯法。苗族、侗族传统体育习惯法带有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农耕崇拜等意识;体育活动场地、器材受到习惯法的保护;体育活动中恪守禁忌,活动时间因应时节,参加者受资格限制,活动过程遵从秩序,民间自治组织和村寨头人具有组织权责,获胜者享有特殊权利,体育传承遵循成规。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点

习惯法是历史上形成的通行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以习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规则。首先提出了习惯与习惯法的概念,继而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点,最后对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进行了评价。

瑶族石牌制及其在南方民族习惯法中的地位

大瑶山瑶族石牌制度形成于明代,有明显的形成、发展、衰落、废止的发展过程。石牌制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基层的是小石牌、中石牌,高层的是大石牌。最大的石牌是“三十六瑶七十二村大石牌”,管辖面几乎覆盖整个大瑶山,其法律条文具有大瑶山“宪法”的性质。上下大小石牌之间有一定的约束关系和责、权、利关系,它们组成了倒“金字塔”的组织结构。

贵州苗族水火利用与灾害预防习惯规范调查研究

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贵州苗族原始习惯法规范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苗族各村订立的村规民约中,内容涉及苗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水利方面,规定有原沟取水、轮班用水、新开田地用水等规则及纠纷调解机制。有关火灾防范方面的习惯法规则方面,防火、救火及失火处理等方面的规范比较完备。

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及互补

侗款文化是我国侗族地区的特色文化。侗款文化的核心侗款在本质上是民间法、习惯法,能够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侗族款文化虽然包含了很多积极因子,但是由于民间法、习惯法本身与现代法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因而侗族款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并不完全吻合,两者之间存在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一切表征。当然,这种冲突与矛盾并非不能化解。如果能够有效地化解两者的矛盾冲突,则能够进一步发挥侗族款文化的积极意义,与现代法治形成互补作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的实现。

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习惯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是国际研究的热点议题.本文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四个苗族村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习惯法进行了田野调查,对集体林和私有林进行了样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苗族村规民约对当地的山林树木、动植物资源、稻田和农作物的保护与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山林火灾防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差异与互补分析,本文建议采取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融合和协调的方式,促进苗族习惯法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此促进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黔东南苗族侗族水资源利用习惯法规则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人民很早就有自己传统的种植水稻用水管理规则和"灌溉法",并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饮用水和木材水运等方面的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则在维护人们的健康、生产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苗族理词文化与功能

苗族理词是苗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认识苗族历史、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的性质和功能,是"理老"司法、执法的依据。理词这一口承文化经由人们诵唱、传播,其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心灵,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规约。苗族正是依靠理词文化,在实践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当今苗族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和谐司法语境下的民族习惯法困局——以黔东南苗族地区“挂红”司法个案为例

苗族婚姻习惯法对强奸等案件的处理有特殊的规则,要求违规者用"挂红"的方式向受害人家属赔礼道歉,即将违规者的猪或羊等当众杀掉,聚众分食,在令违规者名誉扫地的同时,受害人也得以挽回面子,苗族婚姻习惯法对此问题特有的处理方式适应了小地域的社会治理要求。但随着苗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司法不相符合,普通民众的司法观念和婚姻习惯法方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类似的典型司法个案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如何化解此类个案也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困局之一。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基于法律多元的视角,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代以前在王朝国家羁縻统治下形成了以固有纠纷解决机制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元代在土官土司制下则发生重大变迁,国家司法制度在西南地区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张,固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和效力置于国家法之下;明中后期至清中期西南少数民族固有纠纷解决机制急剧变迁,与国家正式司法制度不断整合,王朝国家司法制度普遍适用,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在多元交错中的非均衡变迁。

惠州龙门县蓝田瑶族习惯法初探

蓝田瑶族习惯法与其他地域瑶族习惯法之间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也表现出特有的地域性。就其历史渊源来说,主要包括瑶族原初习惯法、蓝田瑶族内生习惯法和多民族融合习惯法三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涉及生产劳动、婚姻家庭、丧葬、宗教信仰及纠纷裁判诸多方面。

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社会治安秩序中的作用——以广西龙州县上降乡为例

壮族习惯法生于民间,源于禁忌和习惯,作为壮族民间强制性的准法规范,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作为历史文化遗留的产物,壮族习惯法有巨大的惯性力量,是实际存在于壮族社会的有效规范,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的社会治安稳定中起到了补充"国家制定法"的作用,成为壮族人民认可和遵循的"法"。龙州县上降乡农贸市场购物的奇特现象,说明壮族习惯法在维护中越边境社会治安秩序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德古对凉山彝区社会发展的功能研究——人类学的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加之近年来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凉山彝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不再是过去自我封闭的社会,与外界的交流、交往、交融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但与此同时,彝区社会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凉山彝族腹心地区和多民族杂居区的彝族聚居村落的彝族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人类学视角分析当前彝区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彝区德古的相关实例,探究德古对当今彝区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

“国家法”对中国传统习惯法的扬弃

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关系。习惯法作为本土法律资源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我国的习惯法体系主要包括少数民族习惯法、乡村传统习惯法等形式。习惯法中的部分内容与"国家法"所倡导的精神具有一致性,这体现为两者之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性互动。但与此同时,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也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仍需要"国家法"对习惯法进行有效整合。在冲突中寻求整合,在整合中解决冲突,方为对待中国传统习惯法的理性态度。

苗族习惯法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法学界、民族学界加大了对于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力度,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学者多数着眼于习惯法本身,研究其内容、体系、运行机制,对于民族习惯法的现实司法适用却少有涉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定,提出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更多学者关注到民族习惯法的具体适用,将民族习惯法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古老的苗族封闭式的自治方式正一步步地瓦解,许多不合理、不合情谊的苗族习惯法也逐渐被淘汰掉,保留下来的偏良性的苗族习惯法仍在那些古老的、充满农耕文明气息的苗家村寨发挥着惩恶扬善、促进生产、保护山林的巨大作用。

云南独龙族原始习惯法中的民事权利规则

由于历史发展过程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独龙族社会形成了完善的土地权利规则、财产权利规则、劳动所得分配规则、债权、债务规则等民间民事权利规则,相对完善的民事权利规则对于独龙族民间纠纷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我国国家法同这些规则融合良好,二者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功能使得独龙族社会形成了和谐、友善、诚信的社会价值观念。

论环境人类学视角下的镇宁布依族文化

人类文明的产生与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文化的构成也与人类所处的生态系统联系密切。环境人类学为人们观照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新的视野,安顺市镇宁县作为布依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其独具特色、底蕴深厚的布依族文化,正是得益于镇宁布依族传统村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力。于此,作者以镇宁布依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为切入点,分析布依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从而诠释环境-文化-人类相互影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