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21条(“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注意义务标准)评注

《民法典》第1221条规定了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其核心概念是“当时的医疗水平”。该概念自从在《侵权责任法》第57条中首次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日本、德国及英美法的经验表明,应当从一般注意义务的角度来理解“当时的医疗水平”。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的判断,有必要正确认识诊疗规范的效力差异,强制性诊疗规范本身就是注意义务,而权威性及参考性诊疗规范都只是判断医疗注意义务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标准。考察“当时的医疗水平”时,应当遵循一般的过错理论,主要的判断步骤可以依次划分为:正确认识诊疗规范的作用、尊重少数人的观点、提高对于预防与避免风险的注意要求、考虑医疗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影响、谨慎审查医师的自由裁量权。

湖北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演进特点及风险防范--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2006-2022年案例样本的分析

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2006-2022年的226件湖北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判例样本,发现其具有纠纷解决周期相对较长、相对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三级综合性医院涉案最频繁、外科和妇产科占比偏多、采用司法鉴定的占比高、诊疗操作不规范和手术不当在损害原因中占比大、鉴定结论中的过错程度极大影响法院判决的特点,并针对这些判例的特点提出风险防范对策。

医疗人工智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探析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逐渐应用于各个行业中,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行业也不例外。在大数据时代,医疗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学习和演算”进行影像分析、诊断治疗、预后评估等。然而,虽然它在优化医疗质量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也给法律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诊疗行为中,医疗人工智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并且实时调整医疗损害赔偿认定时的医务人员注意标准,以便更好地保护患者权益,促进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提升社会的整体健康利益。

医疗损害中参与度的概念厘清与司法适用

法医学上的参与度与侵权法上诊疗损害责任参与度的混同,使得参与度在司法实践中实质上发挥了责任划分的作用。法医学上的参与度是作了预删除的事实原因力,包括对可归责过失行为和特殊体质、疾病等不可归责因素的考量,但侵权责任不得因特殊体质、疾病等不可归责因素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而减轻。鉴定机构向法院出具的鉴定意见,应该包括参与度鉴定意见、诊疗过错鉴定意见以及责任认定意见,由法院根据法学专业知识和具体案情判断是否作出必要的调整,从而合理确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

“互联网+”医疗损害责任分担规则研究

“互联网+”医疗因运营模式多样,民事法律关系复杂,难以完全适用一般医疗损害责任规则而致其损害责任分担规则不明。应将是否具有直接医疗处置权作为该损害分担规则的判断基础,并运用风险分散理论填补被害人的损失:互联网诊疗模式下,由直接进行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远程医疗模式下,会诊型远程医疗的邀请方作为直接的医疗处置权主体承担责任;共同诊疗型远程医疗,由共同作出医疗处置权的邀请方与受邀方承担连带责任;“互联网+”医院模式下,由执行医疗处置权的医师所注册的各个医疗机构承担连带责任;且赔偿后各方可根据相关协议进行追偿,同时允许医疗机构向有过错的医务人员进行追偿;第三方平台因技术原因而泄露、遗失病例或就诊等信息造成患者损害的,应承担责任。

基于案例分析的雷击伤害机制及医疗救护

目的通过案例分析和总结阐述雷击伤害的类型和机制,并提出基本医疗救护。方法根据不同区域发生了的具体雷击案例,分析其具体损伤机制,并分析其死亡与受伤的结局与雷击损伤的机制关系。结果雷击损伤主要与心脏问题和神经系统的影响有关,而不是烧伤,后者通常后果较轻;雷击后,医疗救治应注意处置的顺序和原则性,实施CPR和辅助AED是最为有效的挽救生命方式,以及应该重视雷击后遗症切实有效的治疗与护理。结论结合我国雷击伤亡情况,从早期救治、院后治疗、护理观察等方面提出存在问题,为对雷击伤害的科学性质认知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医疗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思考

目前国内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健全,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赔偿数额偏高、责任方式和支付方式单一、医院责任扩大化等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独立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限额赔偿、将赔偿和救助分清,健全医疗风险分配机制等完善性建议。

过度医疗的成因、危害及对策探讨

对过度医疗的现状进行了阐述,指出过度医疗已成为影响我国医疗行业发展和社会福利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具体分析其成因是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医药耗材利益链的驱动、政府监管不够、患者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疗机构防御性医疗和某些患者特殊要求等。针对其成因,从强化法制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力度;加大财政投入以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严格实施临床路径以规范诊疗流程;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医务人员绩效考评和激励体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233例医疗纠纷赔偿额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医疗纠纷赔偿的情况，探讨影响医疗纠纷赔偿额的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山东省4地市50所医院2001年～2005年中处理的233例医疗纠纷赔偿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医疗机构级别及发生年份与医疗纠纷赔偿额度无明显相关关系，而发生医疗纠纷的原因、医疗纠纷的损害后果、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处理时间长短、患方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有无非法行为、医疗机构的鉴定方式等，则是影响医疗纠纷赔偿额的重要因素。结论注重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医患沟通，积极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医疗损害纠纷案件赔偿影响因素分析及赔偿模型的构建——基于1072例医疗损害纠纷案例的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医疗损害纠纷案例的赔偿情况与影响因素,构建医院赔偿模型。方法:对"医疗损害"为案由的1072例医疗损害纠纷案例进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探索医院赔偿影响因素,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模型。结果:医疗损害纠纷发生率最高为三级医院,科室分布以外科为主。二级医院、儿科、医院负次要责任,损害结局为一级到三级伤残的实赔金额最高,实赔金额与医院等级、医院责任、损害结局、索赔金额、纠纷时长呈正相关,与患者年龄呈负相关。结论:重视赔偿影响因素,降低医疗损害发生率,通过应用赔偿模型提高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

无过错医疗损害补偿机制的构建

无过错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客观性、普遍性、损害严重性、无可归责性等特点。国内对医疗损害赔偿问题主要采行过失责任主义,并未对非医疗过失导致的医疗损害设定相应的救济途径。应坚持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无过错医疗损害、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以立法形式推进等原则下,尽快构建适合国情、科学有效的无过错医疗损害补偿机制,如建立无过错医疗损害赔偿基金,建立患者就诊医疗风险基金制度和商业性的医疗意外保险等。

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侵权责任的互动——关于医疗责任保险可行性分析的新视角

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侵权责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减轻医院的损害赔偿责任和强化医疗侵权责任的赔偿功能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侵权责任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局限性。同时 ,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弱化医疗侵权责任制度的事故预防功能 ,因而有必要正确认识医疗责任保险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部分国家和地区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介绍

为了探索如何完善国内医疗损害赔偿相关制度,作者介绍了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在限额赔偿、定期支付、诉讼外处理机制、无过错赔偿制度等医疗损害赔偿制度设计上的成熟经验,以期为国内完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

医疗损害赔偿与医患双方密切相关,往往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为了对医疗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对建国以来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发现目前国内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

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防范

本文着眼防范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阐述防范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意义,分析其常见类型和主要原因,从思想重视、建立机制、落实预防措施、规范病房管理、设施人性化和加强医患交流等方面提出对策。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问题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是指临床医生根据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结论所实施的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人工智能与医疗影像技术的融合应用,大大提高了疾病诊断的效率与质量,其诊断错误所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也不容忽视。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模式多样、责任主体多元、损害原因各异、责任份额不同,其引起的侵权责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应定性为多数人侵权中的分别侵权行为。现阶段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侵权损害赔偿的判定,应以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设备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定位为逻辑起点,根据人工智能医疗影像诊断模式、侵权场景、错误发生原因等因素来判定责任主体,综合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等因素来确定赔偿份额,并从“利益平衡”视角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进行适当限制,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影像行业的广泛应用和大健康产业的长足发展。

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层面破解我国医师多点执业困境

推行医师多点自由执业从理论上讲可以打破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这种不均衡分布的局面。由于医师异地执业出现医疗损害的赔偿责任究竟是否为执业医师本人承担、接受或输出医疗机构承担并不明确,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或医疗损害可能会出现"三方都不想管、三方都要负责"的局面。从试点地区的情况来看,结果并不满意,多数属于"叫好不叫座"。尝试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层面解读我国医师多点执业面临的困境后得出:必须完善医疗损害鉴定机制,构建执业医师自由人制度,医师本人需购买异地执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强制性保险,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医师多点执业。

长沙市基层医院医务人员对“《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相关情况的调查

目的了解长沙市基层医院医务工作者对该法中条例的知晓和理解情况、该法实施前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工作者的认知或者行为的转变情况。方法自制的调查问卷,对长沙市卫生监督所医疗执业科所管辖的医院进行随机分层抽样,抽取民营医院12家,公立医院9家。对每家医院的4个或4个以上科室的20名医务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结果二级医院、公立医院、硕士学历、参加过培训的合格率比较高,不同医院对《侵权责任法之医疗损害》掌握的合格率与相对应的组的合格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5);长沙市基层医院中,医疗损害赔偿费用增长的医院占最大比例(42.86%),医疗纠纷法律诉讼案件数减少的医院占最大比例(38.10%);该法实施后,在调查中涉及的五个方面上采取正确行为的人数均比之前有所增加。结论医院等级、医院性质、医务工作者文化程度、培训与否该法条例调查考核合格率的影响因素;该法实施后,长沙市基层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较之前规范。

论医疗事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002年4月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对因医疗事故造成医疗损害的受害人及其亲属赔偿各种医疗费用的同时,给予其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挠着在司法实践中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棘手问题。以《民法通则》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对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应遵循的原则、赔偿的范围以及行使请求权的主体等问题进行论述,使《条例》关于保护医疗损害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贯彻和实施。

知情同意理论中医生说明义务的构成

医疗损害赔偿范畴内的知情同意理论是从医患关系之利益依赖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 ,具有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消级性和积极性等不同层面的功能。知情同意作为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整体性 ,可构成责任基础和权利请求的独立根据。而知情同意范畴内医生说明义务 ,应以其作为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为宜 ,将“知情同意。作为一整体性独立义务施加于医疗机构。医生的说明义务履行充分性的判断应以理性医生标准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