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述道统: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及其问题

回应晚清以降道统应为中国近代衰落负责等言论,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以历史论证道统正当性。这既揭示了道统之魅力,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道统辩护内有关于要严格道统还是泛化道统的争议;另一方面,道统批评者与道统论者在相当程度上互为颠倒,若无道统信仰甚至颠倒之,则从道统论者认定的历史现象出发,也可推出否定道统之论。道统批评的基点是道统为恶,道统辩护的基点是道统为善,包容双方或能探索更整全的道统史。

山林与社会

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任何一个文明体的存在,都需要拥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国文明始终以政统和道统的双重体系而发展,而山林文化系统则是承载道统的本体构造。这个理想的世界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了道统的依存之所。山林文化系统形成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对于士大夫内在精神的培植,创造性地将孔子思想中的隐逸观与老庄哲学中的自然观结合起来,中国文明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诗文书画为载体而传承、守持和弘扬道统的时代。山林文化系统始终与人世间、王朝政治以及天下图景保持多重和多形态的互动。关于山林与社会的讨论,意在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给出另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能路向。

陇南羊皮扇鼓舞的神圣叙事

《陇南羊皮扇鼓》是舞蹈学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流传于甘肃陇南的羊皮扇鼓舞是端公做法事时所跳的巫舞,属于传统舞蹈类的省级“非遗”,与藏族舞蹈同源。《陇南羊皮扇鼓》是端公的唱词,以这种唱词为核心所跳的舞蹈是一种神圣叙事。动作是围绕唱词而展开的;仅靠动作,难以展示厚重的文化内涵,难以体现舞者的精神境界。对唱词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了解这种舞蹈的精神追求以及动作难以表达的很多东西,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其神圣叙事。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政权的遗物谈起

将中西史料以及作者在贵州安龙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遗物结合,集中论述了明清耶稣会士上层传教适应政策及其活动的过程与特点,认为从其同政权上层建立关系起步,到卖力介入王朝军政要务,却落败于封建专制政统,均由于"貌合神异"的原因,因而耶稣会士的基督教"道统",不仅无法适应中国封建专制政统,而且也无力抗衡封建专制道统。

隐逸中儒家诗人的生命情态——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所体现的心态与文化探析

杜甫在草堂时期,虽然志在隐逸,但潜抑的济世思想仍然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尤其是济世思想与隐逸之志的矛盾使诗人的人格形象表现出“狂人”、“囚人”、“幽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情怀。文中进一步探究了其中深层的文化心理根源是诗人的道统人格与高层权势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北溪字义》之中庸新解

陈淳的代表著作《北溪字义》形式上以字义入手,从四书中选择关键的概念、范畴,结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理学思想进行概括、诠释,进而分析《北溪字义》涉及《中庸》的文本,无论是作为章节名的"中庸",还是引用四书中的《中庸》言论,或者以子思之言代替《中庸》之意,或者从书中所体现出的道统传承,这些都是陈淳以"庸"解师的一种径路,从而归纳出《中庸》对《北溪字义》的作用和影响。

道学心态下的朱熹

道学 (或称理学 )诞生于北宋 ,这是一个发生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民族危机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出一种普遍的道学文化心态 :确立超越的义理 ,寻求存在的意义 ,获得理性的自由 ,渴望心灵的安宁。所以 ,寻天地必然之理 ,立人道当然之则 ,就成为宋明理学家共同的理论取向 ,也是朱子道学的内在理路。朱熹继孔孟 ,接周程 ,倡道统 ,汇四书 ,关注现实 ,彰显理性 ,探求心性 。

道德教育的形而上——道统、道德、教育之精神哲学

道统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道德精神,也是教育的形而上,它支撑着中国社会的精神世界。传统道统在于"一贯思想"和"道之传承",近代以来的道统则在于社会演义。道统从过去"人适应社会"、"人则天"的典范演义为近代以来"社会改造人"、"人改造社会"、"天则人"的典范。古代传统的仁义道德精神和西方的民主观念成为道统的内涵,也是教育的规定性,"人民"是近代以来积淀出来的道统,教育在根本上是人民教育,这也是教育的根本道德。近代以来,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改造的关系,这个改造是教育实践,本质是启蒙与救亡运动,知识分子的民众情怀则是其根本道德精神。

论唐代反佛斗争

唐代既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人们反佛的关键时期。傅奕、韩愈等人的理论批判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使人们认清了佛教的本来面目和巨大危害。玄宗、宪宗、武宗对佛教的政治打击不仅使佛教势力暂时消沉下去,而且使人们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禅宗分化及南宗的发展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韩愈借鉴佛教的祖统说提出了道统说,李翱将佛教的修行办法运用到个人修养方面,为理学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三教可一"的理想最终以"三教归儒"的形式得以实现,古老的儒家学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熊十力：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

熊十力是二十世纪造诣最深、最有威望的儒学思想家,奠基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基础,建构当代新经学,以孤往精神探索儒学如何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相结合,以再造文化中国为终身使命。熊十力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汇中、印、西思想,建构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融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不愧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师。

华丽血时代之内圣外王何以可能——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起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山涛与嵇康曾同做竹林游,为金兰之交,然后来,二人在政途分道扬镳,一人为司马氏所杀,一人为司马氏重用,《与山巨源绝交书》看起来似乎是二人友情的终结标志,也似乎是二人人生抉择高下不同的一个标志,然笔者认为,嵇康《绝交书》之本意非为与山涛绝交,二人也并未真正绝交。二人的人生选择虽然不同,但在恪守道统上,却是殊途同归,但二人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上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嵇康只有内圣,未成外王,而山涛则是在那样一个华丽血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儒家内圣外王的成功典范。

历史意识与义理诠释——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道统”观为例

朱熹于六十岁之龄撰成《中庸章句序》、标举"道统"之说,将孔、曾、思、孟"四子"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配合,确立孔门之传的文本内容,赋予"四书"经典神圣属性,饶有宣言意义。朱熹一生追寻"二程",标举孟子继承绝学,建构圣圣相承系谱,于是上溯而及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叙群圣之传,继而及于孔子地位的确认,又进而梳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心法相传、《孟子》文本当中圣圣相传之线索,促发人们对朱熹道统的再思考,厘清性善说法,确立儒学内涵,绾合两者,溯源衍流,遂能响应北宋以来儒学自觉的思潮与反省,激化圣化历史的想象,古今之间,环环相扣,工夫与境界,融铸于一。经典诠释必须回归历史情境,甚至必须在语脉当中方能得见注者的思考与用心。义理诠释存在诸多历史线索,诚乃毋庸置疑之事。朱熹以此建构儒学圣贤相传的历史意象,一抒个人的终极情怀,皆慨然以承担"道统"为己任,遂能唤起无比之感动。

宋韵美学的“纯色革命”与宋代“文化重置”——从春晚节目《只此青绿》谈起

比较《只此青绿》与《千手观音》的叙事、舞姿和色彩,可知《只此青绿》放弃叙事而强调色彩。《只此青绿》有唐代六幺舞和《千里江山图》两个原型,其中图像元素占了上风,舞蹈空间被净化为纯色,走向风格化。《只此青绿》之纯色具有非历史性,任何超出青绿色的叙事和联想都为非法。比较唐三彩陶器和天青色瓷器,唐三彩饶于多彩杂糅、斑驳淋漓的丰富美感,天青色宋瓷则经历了“玉辂尚青”之国家改色,获得了玉之纯色品格,并部分取代青铜器作为祭器。此种返回早前玉器时代的礼器重置,赋予天青色瓷器“天”的权威感和秩序感。宋儒提出的跨越汉唐儒学而直接承续思孟之道统说,可以视为宋代的“文化重置”,而天青色作为审美趣味,代表着艺术和美学参与了这一文化重置。天青色的横空出世,揭橥了宋韵美学的“纯色革命”。

论宋代的“贬扬”思潮

宋代“贬扬”思潮的出现和发展,是古文家、道学家、政治家合力的结果。宋初的贤、圣之分,已将扬雄从“圣人”降为“贤人”;其后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又认为扬雄“道不足”,批评其艰深晦涩的模拟文风,是为宋代“贬扬”之滥觞。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极端重道轻文,故在重建道统谱系时,深责扬雄仕莽之非,并全面否定其在儒学和文学上的地位,使“贬扬”达到高潮。南宋政治家们则将王安石“尊扬”视为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故因痛恨王安石而“贬扬”,使政治伦理与品德操行成为评价士人的首要标准。这就意味着“贬扬”不仅涉及文章学术之评价,更关乎士人品节、国家兴衰等是非大义,对此后的士大夫心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庙祭礼变动与朝鲜道统谱系的确立——以宋六儒为中心

不晚于朝鲜世宗十二年(1430),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即宋六儒已经从祀于朝鲜文庙。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宋六儒升配于大成殿,形成朝鲜文庙独有的“十六哲”配享序列。朝鲜王朝致力于提升宋六儒的地位,与宋六儒比附方得入祀的东国贤儒,及其所表征的朝鲜王朝权威亦随之上升。抵至20世纪中叶,宋六儒配享制度受到冲击,周敦颐、程颐、张载与邵雍四人被移出大成殿,不久之后复入。这说明宋六儒是朝鲜道统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朝鲜半岛儒学传承的一种象征。

《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易經通注》作爲清廷第一部帝王學《易》學的教科書,並惟朱子學是從。然而當其"道統"與"治統"融爲一體於致用之時,卻不無與朱子《易》學理論和哲學立場有所出入、異同互存、貌同實異之處。如《通注》對"天人"、對"法天"思想的强調、對君臣關係與君民關係以及"中正"觀念的詮釋,都與朱子《易》學有所牴觸,此實爲彰顯帝王學《易》學的旨趣所致。本文僅限於《通注》"元"的概念處理"法天"思想所蘊涵的哲學義涵。本文將帝王學分爲"爲己之學"型與"爲人之學"型,進而扣緊帝王學與道統論的關係,分析《易經通注》帝王學《易》學的核心特徵,並與朱子《易》學較其異同,依此凸顯《通注》帝王學《易》學對儒家道統觀的關係和影響。

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

荀子哲学作为一个经验论的形态,为儒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范式。就儒学而言,荀学经验论所带来的并不是对“道”的离弃和背叛,而是学问进路与方法的创新。从“道统”的角度说,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

近代中国文化三题

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政治与文化溶为一体,文化是民族认同更本质的规定。近代国人超越"治统""道统"传统观念,力图将西方政治形态与中国历史文化溶合,其历史文化认同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时代变动不居,适应新环境新问题以取得文化选择自主地位的文化自觉,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文化观念反映时代变动,其间既有继承,更有超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产生的文化观念,即便是一些字面相同的概念,由于时代不同,其意涵相距甚远。这是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