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思想之“Dasein”概念的翻译窘境

如何理解并翻译海德格尔的"Dasein"概念是一个难题,特别地,当海德格尔宣称"‘Dasein'是不可译的",这就将我们的翻译实践工作推向了一个窘迫境地。何以不可译?不仅因为海德格尔对此词的赋义迥然有别于其传统含义,更是因为Dasein一词的意义乃是理解海德格尔整体思想路径的关键。若能对此有所领悟,则我们就能从此翻译窘境中看到其中隐藏的积极意义。

Dasein:从语境走向澄明

与把海德格尔的Dasein译成"亲在"或"此在"或"缘在"的做法不同,在《存在与时间》这本著作具体语境中领悟和把握Dasein自身丰富多彩的意蕴更显重要。无论是将Dasein译成上述三个词中的哪一个,均无法涵盖Dasein的完整内容,因而我们主张保留德文Dasein原字;同时不赞成把"此在"译法推广到康德、黑格尔文本中,因为海德格尔在使用Dasein时赋予其"独特的意义"。解读《存在与时间》中Dasein的栖身语境,"得鱼忘筌"式地展露、诠释作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抑或人的生存的多维度在场,意在除翻译Dasein之外再为体悟海德格尔的Dasein另辟新的进路。

Dasein与Man: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人学思想辨异

海德格尔打开了西方人学思想的存在论境域,而同时另外一条传统理路在西方仍然继续着,因此比较西方人学思想的两条基本逻辑路线是十分必要的。这两条理路以“Dasein”和“Man”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分析两个概念的构成及其蕴涵是揭示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人学思想和卡西尔逻各斯主义的人学思想差异的关键。

从哲学诠释学视野看"Dasein"译介方式的多样性现象

就国内学术界对海德格尔重要术语"Dasein"的多种译介方式这一现象,从哲学诠释学视野作一论述,说明各种译介方式是译者对"Dasein"的不同诠释方式,透出了海氏作品《存在与时间》在理解上的丰富性,从而揭示了海德格尔思想的鲜明风格。

也谈Dasein的翻译

对于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关键概念"Dasein",目前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译名,但都不够准确。"Da"既非"此",亦非"彼",而是"存"。汉字"存"与德文"Da"具有生存论上的一致性。"Dasein"及其中文译名"存在"在语言实践和哲学发展中经历了相似的命运。"Dasein"的汉语翻译可以越出海德格尔哲学之外获得更为广泛的应用性。"Sein"应另作他译。

海德格Dasein概念里希腊与犹太-基督宗教的背景--兼论一种东西方哲学可能的交会点

海德格的Dasein与存有(Sein)概念间的关系,呈现着亚里士多德论自然物之质料与形式间的关系。海德格发展Dasein概念的过程,反映着他从犹太—基督宗教的背景进入到以希腊哲学为所本的哲学立场,虽然前者仍残留于海德格对于Dasein的理解中。《圣经》里的"我在这里"这句话所连带的思想,就是这种残留。它和Dasein的关系如何?列维纳斯在分析"我在这里"的概念时,曾得出一些意义元素;海德格在分析Dasein时,曾涉及到Dasein在良知中召唤自己,也得出了一些意义元素。把他们分析出的意义元素做比较研究,可呈现出Dasein和"我在这里"间的关系。对于海德格的Dasein概念做了分析与理解后,Dasein概念被尝试着作为一种东西方哲学的可能交会点,其意义在于: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对于他者的召唤能做出回应,东西方似乎皆有以回应作为责任原始意义的哲学内涵。

“此在”或“如此存在”——对海德格尔之“Dasein”概念汉译问题的一个建设性意见

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Dasein"概念的汉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即此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实际地推动我们的翻译实践。为此,我们将着重探讨"此在"这一目前最获公允的汉译名,既揭示其合理性又展示其不足,由此提出我们对此概念汉译问题的一个修正意见:我们应视不同语境将Dasein译为"此在"或"如此存在"。

论海德格尔的“Dasein”与其三个主要中文译名

应当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演变及其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核心概念Dasein。Dasein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主体"概念,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汉语学界现存的关于Dasein的三个主要译名进行了具体的意义分梳和利弊辨析。就理解方面言,对上述三个译名中某一个含义的过分强调都是不贴切的,而三者合起来也许更能体现海德格尔Dasein一词的完整意义;就翻译方面言,应当对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亲在"译名以及这一译名可能的思想开显意义给予更多的重视。

Sein-Dasein-Existenz——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

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主要归结为:本体论的需要批判、本体论的内在批判。但在海德格尔那里,无论"本体论的需要"还是"本体论本身",都是建立在"存在膜拜"基础之上的。应该说,阿多尔诺的生存本体论批判对海德格尔构成了真正挑战,但一些说法也不完全合理,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阿多尔诺对本体论差异的批判是有的放矢的,那么他将生存本体论指责为观念论,则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过分的。尽管阿多尔诺将生存本体论等同于观念论是不正确的,但他确实戳到了海德格尔的痛处。然而,阿多尔诺并未完全驳倒海德格尔,这体现在他对形而上学的矛盾态度上。总之,尽管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不无道理,在他对本体论的拒绝中,至少其谨慎的态度是可取的,但他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又有过分之处,甚至可以说,阿多尔诺从"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批判的意识形态"。

民主的概念:毛泽东的民主构境与多维镜像的阐释——兼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奠基性贡献

民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在探索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对民主的创造性认识。民主的概念包含理念与定在两个方面,毛泽东的民主构境在理念上呈现为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想,在定在上体现为民主权利、民主方式、民主制度、民主精神的多维镜像。毛泽东的探索开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理想,启蒙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认识;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道路,引领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制度,筑牢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开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形态,树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典范。

从意识、缘在(Dasein)到结构——海因里希·罗姆巴赫的结构现象学初探

20世纪以来,现象学运动作为人文学科中最广泛深入的思想运动已经深入人心。这条由胡塞尔创立、海德格尔加以修正和发展的思想道路经过一个世纪的蜿蜒之后,展现出四通八达的专业化发展前景,正如德国波鸿的现象学家瓦登费尔茨所描述的,在今日现象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

海德格尔的“工作”本体论

一般而言,海德格尔研究者将此在的基本范畴理解为操心、烦,忽视操心可以进一步被理解为人在生存活动中的劳作或工作。本文探究如何从工作角度理解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建构思路。只有在深入理解人的工作以及自然本身自在和自发的工作机制之后,我们才能将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技术哲学和其有关民族、社会的思想勾连起来。这一思路表明,在世界之中存在主要是指此在被嵌入一个已经由工作关联形成的用具世界,已经被接入世内存在者的因缘网络之中。海德格尔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阶段便鼓吹一种新的“工作者”形式的人,认为这类人更加贴近存在之真理,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海德格尔思想局限性的契机。

在此在形而上学与对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之间---论海德格尔的莱布尼茨阐释

1928年,海德格尔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称之为“此在形而上学”。此在形而上学包括两个部分,即基础存在论和元存在论。从此在形而上学出发,海德格尔用“渴求”(Drang)来解释莱布尼茨的单子思想。他提出了一种有关时间性的渴求的元存在论。根据这种元存在论,对世界的哲学理解是由人类欲望及其在实际性中的锚定状态所刻画的,而实际性的特征是身体性、性和血统、历史性、空间性以及与他人的共在。而在1955—1956年的弗莱堡讲授课中,海德格尔将莱布尼茨看作关于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莱布尼茨和作为存在神学的形而上学。在比较了海德格尔的两次莱布尼茨阐释之后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在1955—1956年的道路过于极端。1928年的此在形而上学并不能归入海德格尔在1955—1956年批判的“存在神逻辑学”形而上学,它具有特殊的哲学价值。

“历史现象学”何以不可能?——论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三重批评

针对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从海德格尔“生存论现象学”阐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进路,重读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具有参考意义。卢卡奇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三重批评:在第一重批评中,卢卡奇以内在批判的方式指出海德格尔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在第二重批评中,卢卡奇认为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缺陷导致其“自相矛盾”的历史观;在第三重批评中,卢卡奇认为海德格尔为了弥补“存在”的空洞,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分别,将主观的“此在”填入了“存在”的客观之中,反而倒向一种人类学立场,并最终在两种虚无主义之间摆荡。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三重批评揭示了海德格尔式“历史现象学”的症结,这种批评对于考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现象学传统之间的批判性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向死而在——《存在与时间》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是哲学家中关于死亡的最深刻并且最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在通常观念中生死殊途,死是发生在人生之外的事情,因而死亡是无法“思考”和“言说”的。然而海德格尔却以生存可能性“打通”了生死,一方面把“去存在”理解为始终朝向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把死亡解释为独具一格的特殊的可能性,于是“向死而在”就意味着“向可能性而在”,亦即向着此在最本己的存在而在。因而此在的生存活动并非实现着某种先在的“本质”或“潜能”,而是将可能性“收回”自身之中,成就着自己也成就着存在。

论《存在与时间》中“作为可能性的死亡”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为了阐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而探索此在对死亡的领会,因为此在之整全取决于死亡,死亡作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在基础存在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围绕于此的争论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误解大多是源于将死亡作为一个自然事件来对待,但生存论上的死亡现象并不是生命终结事件,而是高于现实性的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死亡具有可能性的有限性和时间的有限性两个维度,而关联这两个维度的死亡之畏唤醒沉沦的此在,使其重演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构画出《存在与时间》中作为可能性的死亡概念。

“此在”与“遍在”:跨文化传播间性审思的两个向度

跨文化传播一直以来受话语权力和个体能动制约影响,本文以“此在”与“遍在”两个向度编织起社会结构网络的抽象分析框架,并以间性对话方式发掘交往盲点。其中,“此在”代表了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中主体性确立的生成环境,揭示了文化融合和民族互嵌过程中主体性存在的价值反思,是文化异质性与特殊性的集合体现;“遍在”代表了社会环境系统内主体普遍认同与存在的价值表征,揭示了突破“此在”局限性的社会化重构,是文化通约性与普遍性的集合体现。跨文化传播间性审思可从“此在”存在的特殊语境中发现交往阻隔:一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堕距使自身价值取向发生偏转游移,由此呈现出“变”的问题;二是他者文化在本体评价取向影响下发生价值锚定错位,由此衍生出“不变”的问题。对此,可从“遍在”属性的共通意义空间中寻求对话出路,首先要换位思考,在跨文化传播时,要深入他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背景,反思他者接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次是本位思考,把握自身核心价值,兼顾文化交往的普遍相似性议题。跨文化传播的间性视域有助于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发展,为文化传播模式转型提供经验支持。

海德格尔对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化解——基于“在-世界-之中-存在”结构

自古希腊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家们都试图证明世界及其存在物的实在性(Realitat)本质,但海德格尔却认为,尝试去解答存在物的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从海德格尔的视角,传统存在论执着于证明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原因有三种:率先把世内存在者理解为现成之物,把世界理解为众多存在者的集合,跳过存在论而以认识论为先。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人的存在)的生存论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分析,化解了传统实在论对外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徒劳证明,而对“用具整体”、“世界之为世界”以及“在-之中”结构的分析正是理解海德格尔这一努力的关键。

从“溢概念性”论“源恐”

许多著名学者都讨论过“源恐”的重要性,但目前对“源恐”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有学者将其视为心理情绪,也有学者将其视作一种思维方式。它的内涵一直在延展,以至无从定义,呈现出一种“溢概念性”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回顾以往的关键性阐发,重新思考了“源恐”的要义与其内在的张力,并强调它在审美维度的重要性。它的审美意义在于通过对立与统一并存以及对立间“反向转化”的悖论关系,向主体揭示出和谐与“裂隙”之间的隐秘关联,进而持续推动主体对自身的追问。

“实际性”(Faktizität)的三重内涵——论海德格尔超越“事实性”(Sachlichkeit)的道路

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阶段(1919-1923年)是其思想最富创造性的阶段之一。该阶段的核心主题就是“实际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性的内涵经历了三重变化:最早是作为体验或本有事件的实际性,中间经过作为实际生命的实际性,最后完结于作为此在之存在特征的实际性,或说作为以其存在特征而得到打量的此在的实际性。在实际性的这三重内涵之中,海德格尔的刻画均突显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实际性不是事实性(或“事物性”-Tatsächlichkeit、“物性”-Dinghaftigkeit),实际性乃是对事实性的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一种简单的超出,对事实性简单超出的结果仍然停留于“事实之域”(Sachsphäre)。实际性对事实性的超越突显了两者“现实性”(Wirklichkeit)方式的差异。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受到洛采有关现实性方式的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