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S故障树和混合μPSO算法的可靠性优化方法

针对可靠性框图构造系统可靠度函数时需不交化处理的不足,提出了基于T-S故障树算法构造系统故障概率函数并结合可靠性费用函数构造可靠性优化模型的方法,降低了构造复杂系统可靠性优化模型的难度。针对微粒子群优化(μPSO)算法局部收敛性差、粒子群优化(PSO)算法全局搜索能力弱的不足,将μPSO算法和PSO算法进行综合,并结合死亡罚函数法构造了适应度函数,提出了混合μPSO算法,即μPSO-PSO算法。结合串联系统和桥式系统可靠性优化实例,考虑不同的粒子个数,证明了混合μPSO算法的优化结果比PSO算法、μPSO算法及PSO-μPSO算法的优化结果更为理想。

美国行政赦免制度及其对死刑执行的限制

赦免是各国以外在于司法制度的方法干预司法的一项制度。美国行政赦免制度是美国行政干预司法的制度。美国联邦和部分州保留了死刑,其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的运用已变得较为少见,但其仍是一个有效的限制死刑执行的制度。

美日韩三国死刑适用状况及刑事政策反思

美日韩三国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有死刑罪名的国家,三国立法上死刑罪名虽然不少,但原则上均坚守了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的底限,并且实践中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率很低,充分显示了司法控制在减少死刑适用方面的巨大能动性。在我国死刑立法明显过当的现状下,借鉴他国经验,注重从刑事政策角度发挥死刑的司法控制功能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经济犯罪废除死刑的多维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罪名配置了死刑。死刑在经济犯罪中的泛用导致了诸多弊端:①违背了刑法的谦抑精神;②违背了刑罚的公正性;③不符合刑罚的目的;④与刑罚的人道主义相抵触。为了顺应废除死刑的国际刑事司法潮流,我国可以从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着手,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直至最后全面废除死刑。

故意杀人案中认定“民间矛盾”的规范性事实

司法实践对"民间矛盾"的理解过于泛化,这一死刑控制的政策性因素初衷虽好,但不应越过法规范与具体案件直接对接,纯粹的政策适用往往缺乏可解释性、说理性。不予限定地运用"民间矛盾"为个案中的死刑限制做背书并不合适。应当将此通过被害人过错的改造还原为一个规范性的教义学上的法律概念,在排除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案件中不应援引这一规定作为独立的从轻依据。在有责性层面,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过错之所以可以成为限制死刑的教义学依据,在于其能够影响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并且能够增加死缓甚至更轻的刑度的可接受性,进而颠覆"杀人偿命"的固有思维,对命案中的死刑限制具有一定裨益。

唐初立法对死刑的限制

唐初的统治者奉行"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诸如:减少死刑条款的数目,简化死刑执行方式,减轻死罪量刑幅度,增设免死或缓决特例,确立"尚轻缓"的刑罚适用原则,严格死刑审判执行的程序,等等,对死刑的适用加以严格限制。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权保障制度构建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保障律师辩护权具有特殊必要性,这是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要求,也是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是贯彻有效辩护原则和更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律师辩护权保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复核程序行政化,复核审理书面化,律师辩护权虚置化,律师诉讼主体地位模糊化,律师辩护权救济缺失化,法律援助缺位化。要想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作用,更好地保障律师辩护权,必须推进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造,进一步明确律师辩护权的行使,扩大指定辩护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尊重和保障辩护律师诉讼主体地位,建立律师辩护权救济机制。

论我国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泛化及其程序规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与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当事人和解刑事案件的方式不同,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的发起者、实践者是各地人民法院。虽然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司法资源、考评机制以及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对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在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当构建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的规则体系,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审判程序、监督程序以矫正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泛化的倾向。

死刑废除的国际要求与反思

死刑废除已经是世界性趋势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刑法学界已在限制死刑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死刑废除的论证上还存在诸多争议。德里达对死刑的解构有助于死刑废除。死刑在关系到社会基本公正实现的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基本功利的实现,当其不再是为社会公正的基础或主要方面时,便是其被废除之日。

死刑控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

死刑控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分析表明,200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复核权,对其自身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内部结构与实际功能,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未来应该在考虑政治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控制方面的工作职能与方式,以减轻最高人民法院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资源消耗,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应对更加宏观、复杂的问题。

被害人过错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作为司法实践中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过错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被害人过错影响死刑适用的根据在于其反映了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趋轻变化。"责任分担理论"和"谴责性降低理论"共同为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了完整的诠释框架。被害人存在罪错的是否适用死刑应当分情况处理;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存在一般过错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案件中没有明显的从重情节或者还存在其他从宽情节时,原则上应当判处死缓;被害人存在轻微过错的,一般不足以影响对被告人死刑的适用,但可以与其他从宽情节一起对量刑发挥趋轻作用,从而弱化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