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显性负债率的测算与时空特征分析——来自2016—2020年35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发展趋势和空间特征是科学制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政策举措的重要前提。基于官方公布的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债务与GDP数据,利用编制的2016—2020年355个城市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变异系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解析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全国整体与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区域地方政府负债率总体均呈快速上升态势,各区域地方政府负债率及增速均表现为“东北>西部>东部>中部”的空间格局,且全国整体与各区域均呈不同程度的梯度效应,均存在多极分化现象。(2)样本期内,地方政府负债率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稳步下降态势,其中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是区域间差异,其次是超变密度,同样产生较大影响,最后是区域内差异,其影响度较小。(3)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区位分布呈偏东北—偏西南的空间格局,分布重心处于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地带。(4)地方政府负债率空间集聚模式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其中“高—高”型集聚的城市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南、西北等地区。(5)全国整体及四大区域地方政府负债率不仅都存在σ收敛趋势,也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且空间溢出效应在β收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区域这一效应具有显著差异。

投资者审视公司价值的主要视角——以五大国际石油公司为例

选取净资产收益率等6个指标维度,从投资者视角审视公司的市场价值。净资产收益率是衡量资本获利能力的“一把尺子”;投入资本回报率反映公司运用长期资本的能力和效果;资产负债率考察公司利用合适的财务杠杆创造价值的能力;经营活动现金流能够真实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和实现利润的质量;销售毛利率衡量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行业发展潜力、在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市场竞争力;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反映了公司组织架构的基本特点、资本运作能力、子公司之间盈利能力差异、公司业务与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方向之间的契合度等基本情况。启示中国投资者应坚持把价值投资放在首位,主动分析现有价值合理性,研究未来价值提升空间;中国石油公司应学会使用资本市场语言,将客观准确揭示和解释公司价值作为主线,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缩小双方对公司价值认知的差异。

居民家庭杠杆率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吉林省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制度性年度统计调查工作,该项调查是中央银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负债情况、研究住户部门偿债能力、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途径。当前居民加杠杆情况普遍增多,为探究居民家庭杠杆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基于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制定了五种能够反映家庭杠杆率的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加杠杆程度提高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家庭杠杆率主要负作用于消费支出,且资产负债率指标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最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指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年轻群体(33岁及以下)、大型家庭(4人及以上)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中,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债务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处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降低企业债务杠杆率来实现的。因此,在经济转型期间要引导数字金融成为企业发展新动力。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对于不同的企业性质而言,这种影响存在差异。基于2015—2019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融资受到来自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挤出影响较大,国有企业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企业杠杆率具有门槛效应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杠杆率位于不同区间时,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融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规范融资行为,企业也要控制自身的杠杆率,共同防范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人口结构、房产拥有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显露,房地产业风险上升,家庭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愈发受到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测度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房产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老年抚养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上升则会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家庭和城乡家庭间存在异质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够减少家庭房产负债,提高家庭房产价值,而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的提高会增加房产负债和房产价值。第三,房产负债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产价值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维持房价稳定、降低养育成本、完善养老金融体系等几个方面减轻家庭债务负担,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

“不患寡患不均”——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的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近年来,“负债消费”已经成为诸多中国家庭消费新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这是否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值得深入探讨。通过使用2017年和2019年的CHFS混合截面数据,综合考察了家庭负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消费相对剥夺和健康渠道效应。研究发现:家庭负债可以通过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因为负债恶化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幸福感的负向效应,这种正向效应被掩盖了;负债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享受型消费中,且主要是非住房负债发挥了作用。此外,该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财富水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且主要发生在非一线城市。研究拓展了负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分析,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应“扬长避短”,完善信贷产品供给结构和配套政策,发挥负债对于建设“幸福中国”的积极作用。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抑制了高科技企业R&D投入吗?——基于认证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认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将债务水平与债务-资产期限结构配置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充分考虑两者的内生关系,考察债务期限结构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杠杆对高科技企业后期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呈减弱趋势;“短债长用”类错配对高科技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正面促进作用,而“长债短用”类错配则抑制了R&D投入;债务杠杆与债务期限结构配置之间存在影响R&D投入的正面交互效应,交互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债务杠杆的负面影响和债务期限错配的积极作用,采用“低杠杆”加“短债长用”错配组合,更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R&D投入。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determinants of the indebtedness of hospitals:the case of Pol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sh healthcare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which is connected with growing indebtedness that adversely affects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In turn,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hospitals depends on various indicat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care sector functioning in the context of hospitals’financial situation(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d by total debt ratio).321 individual public units were examined between years 2007–2017.More specifically,the fixed effects panel data model in question measures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regional,institutional,and social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dependent variable.This study confirmed dependencies between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ratios along with their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studied entities.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our study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t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public hospitals.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政策选择

在经济压力叠加背景中,中国出现房价疲软与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并存现象,二者趋势的长期背离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生产部门、地方政府的DSGE模型,讨论在实现稳房价目标基础上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问题。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小时,其土地融资行为能够推动房价与地价螺旋上涨。负向住房交易成本冲击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渠道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引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相比于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逆周期地方政府贷款价值比的宏观审慎政策的优势在于能够基于地价与预期房价的变动关系来适时调整政策力度,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同时在稳地价、稳房价上的表现更佳。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及其有效性与实体经济的联动关系研究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和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杠杆有效性下降、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债务的核心问题。抓住杠杆有效性核心,尝试提出相关经济含义,即企业债务资金用于实体投资的程度和负债所形成资产的使用效率,构建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指标,并对其进行刻画,将其引入企业杠杆与实体经济研究中,构建MSMH(2)-VAR(1)模型探究不同有效性状态下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动态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由企业杠杆率、杠杆有效性和实体经济构成的系统可以划分为“杠杆高效区制”和“杠杆低效区制”两区制。在“杠杆高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能够有效去杠杆,杠杆率与实体经济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在“杠杆低效区制”内,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杠杆率将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同时影响程度在两区制内具有非对称性;通过构建TVAR模型估计得出,当债务投资比和资本产出比增长率高于0.0113和0.0132,即杠杆有效性下降至一定程度时,整个系统将由“杠杆高效区制”转向“杠杆低效区制”,经济金融脆弱性上升,表明提升杠杆有效性对于实现杠杆率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并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电商企业融资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电商企业运用多种融资方式获取足够的资金是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本文以沪深A股电商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2—2022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从内源融资和债务融资双重视角出发,建立电子商务企业融资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模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不同融资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内源融资率正向影响电商企业经营绩效;资产负债率与电商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短期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不明显;银行借款率与电商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商业信用融资率与经营绩效的负向关系不明显。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期帮助电商企业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经营绩效的提高。

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我国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造成持续冲击。厘清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成因及其发生机理,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企业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基准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债务风险越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中的民营企业、低股权制衡企业和两职合一企业,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债务风险越高。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债务期限结构对债务风险产生冲击,而基于股东分红比例对企业进行掏空的假设并不成立。本文从房地产企业股权结构视角探讨债务风险问题,这将丰富房地产企业风险微观动因层面的研究,并为应对和解决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提供实证参考。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杠杆率

以2015年开始逐步向全国推进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匹配2010—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考察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推高了企业杠杆率,且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缓解了融资约束,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和减弱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进而推高了企业杠杆率。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处在地方债规模较大城市的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更明显;与长期杠。杆率相比,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短期杠杆率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促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债务融资,而非长期贷款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导致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即短融长用现象。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转移性收入关系及其对财政稳健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预算执行实践,本文刻画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转移性收入之间的理论关系。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总体呈扩大态势,中央转移支付目前整体上仍是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但债务资金在弥补资金来源中占比上升明显。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如果我国地方政府上一年度的负债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的地方政府同年的财政赤字率会上升0.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惯性增长,并没有随着政府负债率的上升而作出相应调整。最后,本文量化分析了地方政府负债率、财政赤字率、债务利率、经济增长率对地方政府财政稳健性的影响程度。

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采用截面分析法和Pearson相关系数,以我国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例,对其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两者正相关的结论。并针对我国所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及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鼓励适当的股票回购,完善信用评级制度等一系列建议。

基于全口径政府债务率数据的我国最优债务率估算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基础上，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口径，详细测算了我国政府的全口径债务规模，进而估算我国最优政府债务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政府债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09年中国政府债务率达到40．28％，创历史最高；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率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我国最优债务率在33．4％～34．69／6之间。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率高于最优债务水平，说明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非线性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1999-2008年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非线性计量方法—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以Tobinq值作为经营绩效衡量指标进行负债(资产负债率)门限测试,实证结果发现:存在单一门限效果,其门限值为26.4%,其区间上下影响系数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并且都很显著,即存在一正一负的非线性关系。对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来说,适度的利用财务杠杆、提高资产负债率,可以提高经营绩效;但是过度使用财务杠杆会增大企业财务风险并无法有效提高经营绩效。因此,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在适度的范围内,合理运用财务杠杆,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上市房地产企业零杠杆现象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存在债务保守融资策略的零杠杆现象。基于1992～2010年的报表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与企业融资策略有关的资金来源、企业特征变量、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政策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与企业是否选择零杠杆融资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当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商业信用融资充足,股票上市融资充分时,上市房地产企业倾向于零杠杆融资决策。与非零杠杆企业相比,这样的企业通常规模小、有形资产少、成长性高,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