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性运用的角度,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对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的确广泛存在,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央性政治关联更强;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本研究为我国转轨经济时期民营企业寻求替代性机制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贷款创造存款与货币内生供给——基于货币本质的视角

不同于主流的观点,后凯恩斯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而非交易媒介。在现代金融体系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使用被广泛接受的银行货币进行清算。其间,贷款创造存款而内生出的银行货币满足了私人经济体之间的清算需求。而公众提现、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清算则要使用更权威的国家货币来完成,中央银行需适应性地提供准备金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货币供给是自下而上的内生需求决定的,最终取决于经济体系中因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创造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理论分析在政策上的启示是:中央银行难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外生控制资金批发利率,强化金融监管则是合理的政策选择。

政府关系对公司债务政策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政府关系对上市公司债务政策的影响。在控制相关变量下,采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上市的只发行A股的1274家非金融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政府关系如何影响公司债务政策(包括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融资期限两个维度)。研究发现,政府关系确实影响公司债务政策,具体而言:(1)与不具有政府关系的公司相比,具有政府关系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和更长期限的债务资金;(2)政府关系的级别对公司债务政策具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关系的级别越高,公司债务融资规模越大,债务融资期限越长。

中国长期外债与短期外债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外债变化是长期外债变化的Granger原因,短期外债变化对长期外债变化具有负效应。短期外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外债的主要来源,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比例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并且这一比例逐年递增。我国需要合理安排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的比例,优化外债结构,在外债管理模式、管理形式、管理重点和借款种类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调整。

地方资源禀赋、制度环境与地方债发行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高速增长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而地方政府的发债动机、发债能力也饱受质疑。本文利用2004—2012年我国地级市的发债数据,对政府发债动机及发债能力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发行债券的可能性相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情况越严重,则发行债券的机会越低,而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对城市发债能力也会产生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对城市发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成熟度对城市特征产生了"放大"效应,发债双方的关系更加遵从"市场规则";而"关系成本"的存在则打破了"市场规则"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传统、转型与革命: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一种模式

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亦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 ,乃至中国历代政权始终关怀并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由此也显示了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解决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窒碍。本文以《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一书为入口 ,考察本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演变的基本走势 ,探索本问题研究的可操作性理论模式。而前者仅是前提 。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最优规模研究

政府债务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政策目标,取决于政府债务规模是否适度。理论模型表明,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债务规模是存在的,而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理论命题。基于2003~2017年样本数据研究发现,促进中国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的最优债务规模转折点大致在20%~25%之间,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长效应的转折点分别是25.2%、23.3%和20.1%。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债实现经济阶段性增长,但应该控制其合理规模,并理顺地方政府债务作用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区金融发展、供应链集成与企业银行债务融资

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集成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成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债务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加强供应链集成的影响效果,使得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企业中。从交易规模与稳定性的双重角度出发,论证了供应链集成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产生的经济后果,为企业提升银行债务融资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政府“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金融学分析

从金融学角度看,高校债务本质上是一种借贷关系,包含了借贷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无抵押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债权并无强制履约保证;高校如果无力偿还债务,停止还款并不会立刻遭受经济损失,因此没有破产风险。政府部门主动出资"化解高校债务风险",说明:高校并没有沦落到破产的地步;政府部门不愿意高校失信于银行,从而失去继续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机会;银行贷款已经成为高校生存的重要资金来源。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负债融资机制关系研究

从代理理论角度看,公司治理机制是决定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制度问题,研究治理机制与中国企业的融资行为的关系,特别是股权结构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治理机制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规范企业融资行为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了统计性描述、相关分析以及加权平均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别分析了2000-2003年3886个次上市公司的基本现状、股权结构与融资结构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负债比例是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将导致负债水平进一步降低,这与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矛盾相一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管理层及董事会持股与负债比例成反比,这说明在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为主要代理矛盾情况下,股东可能会选择债务融资替代股权激励对经理人发挥监督作用。

国有企业债转股中的一个委托代理分析框架

在国有企业债转股中,资产管理公司扮演着债转股企业的阶段性持股股东和监督者的双重角色,因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资产管理公司与债转股企业的关系是可能存在合谋行为的委托代理关系。文章从阐述资产管理公司与债转股企业的博弈关系出发,构造资产管理公司与债转股企业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认为在国家给定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制度约束和目标考核的激励机制条件下,资产管理公司和债转股企业能够根据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达成博弈均衡,而国家只需要做的是确定对AMC的制度约束和债转股资产回收的绩效考核机制,或最终承担债转股风险和政策效率的损失。

终极超额控制与大股东的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决策的影响

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人与大股东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终极超额控制与公司债务期限存在正"U"型关系;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形成的竞争力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大股东联合短期债权人对终极控制人自利行为进行约束,但这种约束力在终极控制人是政府股东及终极控制人是绝对控股股东时显著减弱;第二大股东与终极控制人股权性质一致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此时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更容易形成"合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第二大股东为信托股东时,更容易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减弱,不再显著。而当第二大股东为受益股东时,和终极控制人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增强。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前瞻

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欧盟整体对华逆差有所缩小但各成员国间差距加大、双边投资增加、双边经贸摩擦加剧、欧盟积极建立各类双边自贸区却刻意回避中国等。究其原因,主要有:欧盟内需疲弱、中欧之间经济形势迥异、全球化和欧债危机压力下,欧盟内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盟试图重塑于己有利的贸易体系举措等。展望未来,建立在互利双赢基础上的中欧经贸关系将继续发展,摩擦冲突也将持续,需要双方有效管控。

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文章重点讨论欧债危机对中欧全面战略关系的影响,认为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且促使中欧经贸合作对中欧关系的作用更为明显。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欧债危机导致美欧关系更为紧密而对中欧关系构成挑战。对中欧双方而言,在未来的几年内都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扩大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正面影响而缩小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维护和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种数量关系表明,在负债率较高的省份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长期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存在还有待观察。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应着眼于对国家总体债务规模的控制,而不是给各省市制定统一的政府债务"红线"。

浅析新桂系时期广西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经济

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灾害频繁。频繁的自然灾害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死亡、农作物减收、财产受损、物价上涨等后果,而且深深影响着农村经济,使得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多、高利贷剥削盛行、土地日益集中,从而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

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央地财政关系的视角

从央地财政关系下的地方政府举债策略行为视角出发,将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解析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带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综合影响效应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动因,它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刺激影响。同时,考虑央地财政关系中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的互动结合才是解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显著存在于财政压力的门槛效应,随着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由负向抑制转为正向刺激。据此,从改革央地财政关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治理转移支付道德风险问题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人情债、人情圈与交往逻辑变化——基于浙西周村的调查

以浙西周村田野资料为基础,阐释当地农民的人情债观念和人情圈特征。调研发现:农民人情交往中情义亏欠感日益减少,市场货币性考虑与日俱增;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已婚子女构成了每个核心家庭最基本的人情圈和交往圈,姻亲和私人关系已经主导了婚礼中的人情往来。研究认为:理解农村人情交往一系列变化的大前提是分析农民日常交往逻辑的转变,因为日常性人情的弱化和缺失,仪式性人情的情感表达性功能才被放大,成为生产和再生产农村亲密关系的功能性替代;此外,市场经济原则不断侵入农民社会交往,人情的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也正是一些地区人情竞争、攀比等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