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改革的评价

2007年新《民事诉讼法》和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高法的司法《解释》和新《民事诉讼法》在规范执行异议之诉,建构其具体程序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原执行异议之中的若干缺陷仍被保留下来。为此,将要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的系统修改,应全面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

论执行程序中的抵销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十九条对执行程序中允许抵销的情形进行了严格限制,违背了实体法上抵销制度的基本原理,有违当事人权利保障之平等性。在执行程序中,抵销权的行使不以主动债权须经过裁判确定为前提,亦不以相对方的认可或同意为条件。但执行程序中的抵销不能直接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和债权人的强制执行请求权,合理的救济程序是设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且前诉判决之既判力对执行程序中抵销权之行使不具有遮断效。在现行制度下,被执行人只能通过另诉方式主张抵销债权,但在程序机制的处理上,有必要使该诉讼与实体法上的抵销制度以及中止执行制度结合起来,以便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论执行程序中抵销的性质、价值及救济

作为债的重要清偿方式,执行抵销具有免除现实给付、简化清偿过程、担保债权公平受偿等重要价值。执行抵销制度的实施对提升执行效率、破解执行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从设立执行抵销制度趣旨、其运行机制及与实体抵销法理的衔接来看,执行抵销具有非讼性质。根据执行抵销的非讼性质以及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功用要求,应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来处理执行抵销中的实体争议问题,为被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程序保障。

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确立及其构造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虽有多种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的制度,却无法应对"解除原执行依据执行力"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被执行人的相关实体争议。以执行异议制度处理实体争议,会偏离该制度救济程序性权利的功能,违反"审执分离"原理;再审之诉作为纠正错误裁判的补救程序,无法解决非因裁判引发的实体问题;另行起诉的根本缺陷在于无法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我国有必要引入大陆法系国家专门为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而设立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更加有效、周全地保障被执行人的实体权益。作为一种因执行阶段出现实体争议而设置的审判程序,债务人异议之诉要适度、合理地发挥作用,需要特别而精致的程序构造。

论新《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

中小股东是相对于大股东而言的在公司法上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小股东们在公司的权利配置和构架中属于弱势群体。随着公司发展的这一两百年来,公司中的大股东们滥用其优势地位,压制中小股东,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正常的保障。所以各国的公司法都在力图制定一部全面保护中小股东的法律,而如何保障以及如何完善这些制度便成了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焦点问题。

执行抵销制度的立法问题及完善建议

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确了执行抵销异议的合法性,同时也限定了执行抵销的两种具体情形,该规定有利于纾解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抵销困境,但也存在条文内容不明晰、配套制度不完善的缺陷。本文通过对执行抵销立法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剖析,旨在对进一步完善执行抵销异议程序、增设债务人异议之诉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执行和解制度的反思与建议

我国现行立法对执行和解制度的法律规制不甚完善,配套制度不甚健全。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中止执行的效力,兼具私法上契约行为与公法上诉讼行为的属性,"一行为两性质说"更契合其本质属性。在今后立法中,应该明确法院的审查义务与职责、限定协议签订次数与履行期限、赋予债务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构建不诚信当事人惩罚机制,以更好地解决"和而不解"的适用困境,实现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初衷。

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解读

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体系存在一定缺失,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及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缺失导致救济失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前置程序的不合理设置致使我国出现了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这一不合体系的制度。执行异议之诉的应然体系应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体系应参照应然体系予以完善。具体体现为建立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以及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

再论执行和解——以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论争为中心展开

执行和解经过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在我国已经相对成形。这一制度颇具中国大陆地区特色,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较高评价。但是学界却一直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反映到《强制执行法草案》中,其六个版本有关执行和解的规定也呈百花齐放的局面。执行和解应指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就变更原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一种制度。执行和解协议应当是具有诺成性合同性质的私法行为,基于该性质,执行和解就将变更原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中断申请执行期间,同时也构成影响执行续行或者恢复的正当事由。视执行和解被违反的情况,执行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恢复原执行名义的执行、另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等方式来实现救济。

论被执行人实体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

不当执行侵害被执行人实体权益的情形客观存在,但现有的执行救济路径却不能有效应对被执行人的实体异议。通过执行行为异议处理实体性争议有违审执分离的基本原理,运用再审等程序回应权益判定程序基准时后的事由不符合纠错程序的处理条件,被执行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不具有排除执行依据执行力的机能。而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就在于排除执行权源具有的执行力,通过诉的方式解决实体性争议,能够赋予当事人以正当程序保障,且符合"审执分离"、"执行救济二分论"的程序法理。我国应在债务人不适格异议之诉的基础上建立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构建起完整的实体执行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