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正向效应、潜在风险与规制路径

与传统的政府环境治理模式相比,政府运用算法开展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能够提升环境治理的精准性、预测性和高效性。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过程容易引发伦理、工具和法治三个维度的风险。伦理维度中面临价值失衡风险,工具维度中包含环境数据结构性不足、环境算法模型透明度不足的风险,法治维度中则存在环境算法模型掌控者权力滥用和责任分配不均的风险,故有必要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所诱发的风险建构系统性的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环境治理优势。在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当立足于宏观基本原则指引和具体规制方案设计两个方面,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潜在风险进行系统规范:宏观层面上,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应该遵循依法治理、公平正义、浮动比例和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规制方案上,既要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支持结构,以发挥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优势,又要根据算法本身的漏洞,进行适当的规则变动,从而通过“支持性结构和适应性流变相平衡”的方式,提升具体规制方案的可行性。在具体规制方案的架构上,应秉持全过程治理的视角,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归责相统一:在事前预防部分,要求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切实符合伦理要求,建立完善的环境数据核准、反馈和保护机制以及环境算法模型的解释机制。在事中监管部分,应当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监管制度。在事后归责部分,需要压实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责任分配制度。

论算法行政的潜在风险及法律规制

算法行政是算法技术嵌入政府治理体系形成的新型治理模式,数据、算法决策、代码与法律是算法行政生成的三大基石,重构了政府权力和组织架构。当前,算法行政存在行政权威转移、行政程序失当、行政相对人权利弱化、行政主体责任模糊等风险。故而,需要从法律层面控制算法行政风险,包括合理限制算法行政决策权、构建算法行政正当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算法权利以及明确主体责任归属等举措,以规范算法行政的运用与发展。

基于机器学习的居民贫困风险预测模型研究--以某地区贫困户统计数据为例

本文指出居民贫困风险预测对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利用某地区贫困户的多维度统计数据,构建了贫困风险预测模型。通过对户主信息、家庭特征、致贫原因、生产条件等的综合分析,模型能够精准识别潜在贫困风险群体,提高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贫困风险预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AI时代,算法以弥散性的方式迅速扎根生态环境领域,而且在不断深入与扩张。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借助自动化分析,内嵌环境决策各环节,决策效率极大提升,环境决策日趋算法化。然而,算法技术在提高环境决策质量与速度的同时,也将“算法黑箱”“算法霸权”“算法歧视”等基因性风险带入了决策过程,衍生环境决策失准、专业壁垒倍增、公众参与程度低等场景化风险。这种复合性的内生风险统一表现为政府信任危机、环境非正义加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悬置,因此,直接限制了算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功能发挥。究其根源,环境决策与算法在互动过程中,环境决策的公开性、风险性、社会性与算法的不透明性、自主性、资本性不乏对立、叠加及互斥。算法的介入,使得其与环境决策的属性矛盾,不仅无法得到及时缓冲,反而进一步激化。由此可见,规制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的关键在于调和环境决策与算法本质属性的矛盾。为此,该研究立足环境决策算法化所带来的“利”与“弊”,透析其衍生风险的内在逻辑,对环境决策与算法的本质属性进行适当的“扬抑”,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所谓的“扬抑”,本质上是对算法技术与环境决策制度内涵利益之衡量。由此,为确保算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高效能运行,该研究以环境决策算法化的公开与透明、重监管严问责、公众的全面参与为规制路径,增加算法透明度,削弱算法及环境决策的不确定性,抑制算法的资本性,扶持环境决策的公开性与社会性,从而调和二者的属性矛盾,衡平各方利益,促进环境决策制度的健康发展。

多价值链协同模拟空间数字高程统计的制造生产风险建模

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调整升级,一个国家如何在固有状态下有效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制造业作为能源经济发展的基础化产业,提升其产业基础能力和风险管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多价值链协同角度对制造生产风险进行研究,建立了模拟空间数字高程统计模型,对影响制造生产风险的多维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设定多价值链协同的制造生产风险决策目标及约束条件,建立了制造生产风险决策模型,提出对制造业生产经营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保障生产规模在合理范围内,才能使得多价值链各环节风险协同降低,从而有效控制整体制造生产风险水平。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探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和维稳机制创新的重要成果,其良性运转与功能发挥同法治化建设的程度密切相关。推动“稳评”的法治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立足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法治化问题的由来和现有研究成果,厘清近年来重大决策“稳评”法治化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法治思维加强对重大决策“稳评”工作的政治领导;以“稳评”过程中的“共识型民主”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以加强对第三方评估行业的规范化建设为“稳评”法治化提供可靠性保障。

自主决策武器国际法规制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自主决策武器的出现、扩散和实践化均冲击了现行的国际法体系,引发了国家力量对比,影响了国际安全。在实战中还会与国际法中马尔顿条款所倡导的“人道原则”“公众良知”的精神背道而驰,且自主决策武器具有“交战者”和武器装备的双重身份使其违法责任事实难以追究。有必要在国际法框架下加快对国际法修订禁止或限制自主决策武器研发和使用,建立各国完善新型武器法律审查机制和科学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军事必要与人道要求的动态平衡。

污水处理BOT项目投资中的经济风险分析

针对污水处理BOT项目现金流的构成,探索性地对各经济要素进行预测,通过模拟计算方法进行投资项目经济风险指标的模拟计算与统计分析,应用风险概率积分模型对项目经济风险进行度量,并根据投资商对风险的好恶程度,进行项目投资风险决策.

企业合同风险辨识及评价分析

构建了合同风险管理框架,介绍了合同风险管理流程即合同风险辨识、合同风险分析、合同风险规划、合同风险监控;分别用专家调查法和业务流程法对合同管理风险和合同法律风险进行辨识,并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了合同管理系统运行机理;利用AHP群决策方法评价合同管理风险,利用聚类分析法分析了合同法律风险的特点。

决策风险、问责以及法律沟通

要致力考察当今中国的风险沟通与问责;以雷洋事件和万科事件为线索,聚焦基层官僚机构推卸责任的行为方式和专家系统的解构现象,深入分析、阐述决定者与受决定影响者之间关系的不同层面以及网络话语的"群体极化"效应。作者认为,应对风险社会很多问题的关键是在以明确而有效的规则简化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加强围绕问责的沟通,用理性论证取代煽情叙事,并重视风险分配的公正性对于未来法治秩序的深远影响;此外,还有必要通过民主参与程序、法律议论以及分散风险的机制设计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

论地方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以法治政府建设为背景

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重视法律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地方政府重大决策的法律风险指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履行法定职权,尤其是就某些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由于未对决策所涉及的法律因素给予充分的考虑和反应,而引发各种法律上不利后果或负面评价的可能性。重大决策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决策活动本身的合法性、决策备选方案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规制影响分析理论来构建决策影响评估制度,用于分析评估地方政府重大决策中的法律风险,而分析评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风险防范的过程。这对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重大决策的法治化或规范化以及良好行政有着重要意义。

法律与概率--不确定的世界与决策风险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问题如影随形,与追求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张的关系。本文首先评述近代法律思维带有的决定论倾向及其瓦解,法律不得不面对以发生的或然性为特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将危害发生的概率作为确定责任和义务的根据,并加强对偶然的去随机化处理。其次,阐明非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概率计算的一些基本条件,给出概率解释的类型划分及其相应的决策机制。再次,以德沃金的侥幸均等正义论为线索,观察基于概率论与互惠性的法学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最后,立足法律实践与法律制度设计总结了概率之于法律决策的可能影响。

现代企业统计数据真实性的一点思考

统计信息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规划,实行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的客观依据。多年来,统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困扰统计工作质量的中心问题,本文在对统计信息失真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统计信息失真的危害性,并针对我国现代企业具体实际,探讨提高统计信息质量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统计图形识别的风险最佳检验在诊断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从理论上阐述了统计图形识别的风险最佳检验就是在一定的风险度下对一组统计量的有关特征做出诊断或决策,给出了统计图形识别的诊断和决策流程,以及最小风险诊断决策的规则和具体方法的实现。并以人体器官的医学诊断统计图形为例,给出了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指出运用该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诊断、控制和决策的质量,并可广泛的运用于具有一定风险度的许多诊断、控制和决策领域。

基于最小风险贝叶斯决策的印刷品斑点检测方法

针对印刷品斑点检测缺乏有效检测方法的难题,依据统计决策和贝叶斯分析的基本原理,结合模式识别和机器礼堂相关理论技术,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风险贝叶斯决策的印刷品斑点检测方法;以烟标图像为例,实验验证了所提算法的准确性与有效性;该实验表明:所提算法能够有效地检测出烟标中的黑色斑点,分割出来的斑点图像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形状;最后,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方法。

基于法律影响因素的评标模型研究

在现代招标中,法律因素的引入对评标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章基于在招标过程中引入法律规范以及分析法律因素对评标的影响,结合招投标实务,构建了融入法律影响因素的招标评标指标体系,建立了融入法律影响因素的多阶段评标模型,并运用模糊优选方法,确定评价的最优方案,形成了对融入法律影响因素的工程评标模型进行多因素风险评估的决策.通过该方法的运用,强化了评标过程的法律约束及风险意识.

大数据在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中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商业银行大都将数据集中上收到总行一级的信息中心,银行数据信息处理均已进入了"大数据"时代。面对海量的客户基础信息、交易信息和衍生信息,如何统计、分析、挖掘和开发其中蕴藏的资源,并在日常经营、管理和决策中加以利用,是信息社会各商业银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其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银行贷款风险分类定量化技术模糊综合评判

对银行信贷管理中对借款企业贷前贷后进行了贷款质量评估,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糊因素集.采用专家估测法建立其相应的单因素评判集.然后运用统计加权法确定单因素的权重.结合实例具体说明了怎样进行模糊综合评判决策以达到贷款风险分类的定量化、准确化的目的.最后对该决策模型的运用进行了回顾与技术上的深入分析.

基于专家群决策的AHP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为对PPP模式下北京康复中心建设项目风险进行管理,通过现场调查和专家咨询,识别出施工中的典型风险因素84个,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确定其权重,将专家群决策的AHP法和模糊集值统计法相结合确定各因素得分和风险等级并进行排序,最终确定整体风险为二级,其中四级风险因素16项,三级风险因素29项,二级风险因素35项,一级风险因素4项。工程实践证明此方法简单实用、合理可靠,对实现项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工程目标意义重大。

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优势、挑战与法律规制

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相比,政府运用算法展开治理能有效提升治理的中立性、高效性、精准性和预测性,但算法嵌入政府治理还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伦理上的困境以及法治上的风险,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政府运用算法展开治理的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在规制原则上,相关法律规制方案应当遵循浮动的比例原则、主体自觉和法律制度建构相结合原则、内部过程控制和外部结果控制相结合原则。在具体规制方案上,建立算法应用领域的清单制度、完善算法解释制度,压实与算法决策相关的沟通监管制度,保障算法决策符合基本伦理要求,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是提升算法决策可信赖性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