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要数据认定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重要数据认定是国家数据安全监管的基础性制度,明确该制度是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举措。对此,我国相关配套规定和国家标准进行了积极探索,从早期尝试列举重要数据具体范围,到目前已转向规定重要数据认定规则,但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规则体系。完善我国重要数据认定制度,要在厘清重要数据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基于风险的认定规则体系,主要包括明确重要数据认定的领导体制、细化重要数据认定的条件标准、厘清重要数据认定的疑难界分以及健全重要数据认定的程序机制。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民政部门作为兜底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一项创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做法与经验,但由于缺乏配套性、操作性、实施性的具体规定,导致民政部门工作中产生许多困惑与问题,影响民政部门遗产管理职能的发挥与落地。应当通过制定立法解释,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解决裁判依据问题,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实务中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诉讼主体地位,细化指定遗产管理人确认和启动程序在内的各项具体规则,制定遗产管理人工作操作指引,明确承担遗产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和经费,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步伐,使这一新制度能够落地落实,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宗旨。

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的运用机理及规范路径

运用于刑事诉讼中的经验法则根据来源、功能指向以及运用路径的不同,可以分为源于逻辑判断的经验法则与源于生活情理的经验法则、用于审查判断证据的经验法则与用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经验法则、依附运用的经验法则与独立运用的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在实践中面临着显示度欠缺、盖然性程度模糊以及与个案适配度不彰等风险,阻滞了司法证明的精密化发展。经验法则应以高盖然性、亚规则性以及可视性为其内在属性,以事实推论为运用场域,以激活自由心证为内在使命。在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前提下,经验法则的运用应通过强化控辩双方的证成及证伪、落实裁判文书的说理及示明,推进其独立价值的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围绕经验法则“何处用”以及“如何用”的问题,加大经验法则的比重、细化经验法则的运用。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电子数据收集应当被纳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但是电子数据收集纳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尚未获得足够重视,这与电子数据收集在刑事诉讼中日益重要的客观趋势不相符合。将电子数据收集纳入《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基于以下三个事实:一是电子数据收集在侦查实践中越来越被依赖;二是将电子数据收集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进行规制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三是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为将电子数据收集纳入《刑事诉讼法》奠定了可行性基础。理论界对电子数据证据属性、电子数据取证程序构建及个人信息保护等议题已做出大量贡献,为电子数据收集的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同时,我国在电子数据收集立法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真实性审查规则已日趋完善。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纳入电子数据收集的内容,是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对于平衡追诉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进和完善油田基层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探讨

改进和完善油田基层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对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决策科学准确、促进党员参与和增强决策的合法透明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油田基层党委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对于提高油田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有些油田基层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科学性、效率低下等。文章通过分析问题根源,提出了规范议事规则、倡导民主决策、加强信息共享等改进和完善的对策思考措施。

民事诉讼现代化标准判识

民事诉讼现代化是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性命题。民事诉讼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其现代化的标准为何。否则,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推进就没有方向。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事诉讼与现代社会的契合;二是民事诉讼与民事权利及体系发展的契合;三是强化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四是实现民事诉讼的体系化;五是民事诉讼的科技化。民事诉讼的现代化应当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和推进。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地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现中国式民事诉讼的现代化。

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论

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重创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通过金融应急管理权来实施紧急状态的金融治理是各国监管当局的共识。金融应急管理权具有应急性、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权力扩张的天然性,这决定了必须通过程序法治对其实施规范治理。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的构建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协同应急原则、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原则和保持透明度原则,围绕金融应急管理的启动、运行和退出程序展开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

国际商事快速仲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以仲裁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为视角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快速仲裁因其简便、高效、经济的优势,而在近年来获得广泛运用。但其采取的缩短时限、限制步骤、独任仲裁员、减免理由等程序简化方法,可能成为裁决执行风险的诱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2021年7月出台的《快速仲裁规则》,虽较好解决了以往快速仲裁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机构裁量权之间的规制协调上仍有空白及不完备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快速仲裁中,应明确快速仲裁退出情形下的规则适用;为规避仲裁裁决执行风险,可对仲裁庭时限调整裁量权的未尽情形进行补充说明;除非当事人在最后一次陈述之前要求详细的仲裁裁决理由,仲裁庭在裁决中说明的理由原则上为简略理由,并运用简略裁决的具体形式作出相应裁决结果。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日常作业人因安全风险因素研究

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承担着高速铁路行车指挥的重要工作,其表现出的不安全行为易引发严重的安全风险,为系统研究高速铁路列车调度员日常作业全流程中存在的人因安全风险因素,从规章制度角度出发,覆盖交接班作业、计划调整等7项基本作业流程以及教育培训、身心状况2项人员管理工作,提取18项列车调度员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人因安全风险因素,应用DEMATEL-ISM法分析各项风险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及传递路径。通过对各项风险因素的分层研究,发现各因素间存在着复杂的影响关系,通过加强对列车调度员的培训提升其对规章制度的理解,并对列车调度员的抗压能力进行日常管理是避免在调度指挥工作中出现人因安全风险的关键,为管控列车调度员的不安全行为风险提供依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程序法治观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程序法治观的原创性内容包括了执政程序法治、立法程序法治、执法程序法治、司法程序法治四个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程序法治观超越了西方程序法治观。西方程序法治观的产生是为了弥补正义来源和内容的缺陷,但程序失灵暴露了西方程序法治观的缺陷。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程序法治观与西方程序法治观的本质差别在于它认为程序必须服务于正义的实体内容,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程序公正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中国程序法治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程序法治观,是马克思主义程序法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程序法治

法律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通常应获得个人知情同意。但这既不能彰显个人的自治,也不能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免遭不公。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实质法治,面临着立法者的认知负担过大、用法者的操作负担过大和构成家长主义干预的困境,故应转向程序法治。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之缺陷一是所预设的独立于政治系统并能对其施加制约的公共领域未必存在,二是国家法未必能够穿透系统的壁垒而左右它们的运作。更为可取的是采纳托伊布纳的商谈程序法治理论,将政治和法律系统难以把握的问题,下放到其他社会系统和非官方组织进行自我规制和自我立法,并由国家法严格规范相关的程序和组织。为了落实这种程序法治,应由各行业组织主持制定有法律效力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由公众代表和专业代表参与制定程序并开放公众参与,并由法院保障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符合国家立法内容、遵守国家法规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论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检视与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司法确认审查在司法权落实及调解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案件检视中发现,司法确认程序审查仍存在审查规则不统一、审查内容多样化、审查范围超范畴、虚假调解难预防等问题,从明确审查规则、统一审查内容、统一审查范围、防范虚假调解等层面,对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提出检视与优化措施。

移送审查起诉后职务犯罪监察证据配套适用规则研究

2018年《监察法》第33条概括性地规定了监察证据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依据,但并未严格区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这两类情形。囿于“法法衔接”存在程序性质差异,监察证据移送起诉后的转换规则不同于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证据转换。为避免诉讼回转,监察证据仍应合乎实质性审查的基本要求,其与侦查、审查批捕和提起公诉的取证标准应保持一致。监察证据的实质性审查可借鉴大陆法系的检察官客观义务,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证据的实质审查应从取证规范、证据资格和证据排除等方面形成必要的司法规制。在移送审查起诉前,职务犯罪监察证据应通过监察内部的案件审理监督实现证据筛查效果。围绕非法证据排除、意见证据、传闻证据和补强证据等传统规则,未来立法应建构监察证据转换刑事证据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Extension of Paraconsistent Many-Valued Similarity Method to Group Decision

The Paraconsistent Many-Valued Similarity (PMVS)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ll be incomplete as a decision model if it is not extended to the realm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our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show how the paraconsistent many-valued similarity method can be used to solve group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involving choice making or ranking of a finite set of decision alternatives. Moreover, since weights are very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we have introduced the Borda rule to calculate the weights of experts and that of every criterion under consideration. To demonstrate how the proposed method works, a numerical example on energy sources of an economy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a group of experts is investigated. Further, we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is new approach with that of fuzzy TOPSIS group decision-making method to illustrate the robust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ormer.

秩序行政法治视域下应急管理的程序机制研究

随着平安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法治期待,现代秩序行政的法治内涵为应急管理的现代化确证法治实践逻辑指向。纵观现行应急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层级规范现状、执法司法适用面向和实践运行实况等维度存在程序衔接不畅、类型划分不明和责任追究不力等多种法治化困境。结合具体类型差异的应急管理事项,可以从秩序行政法治视域对应急管理事项类别、主体、时序、责任等程序要素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理念重塑、要件变革和程序法治质效优化,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程序机制探寻实践路径。

从案结到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治建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要司法理念和工作目标,旨在破解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难题。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面临着受案范围、起诉条件、有限调解、诉判关系、审判体制、绩效考核、智慧司法、司法能力等限制因素影响。当前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应当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三个效果”内在统一的关系,以整体政府理念为指导,从战略谋划、依法行政、多元化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等方面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回应当事人对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多元需求,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目标。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