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权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以值班律师“同案不同援”问题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彰显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理念。法律援助作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更是在诉讼中实现公民平等权的应有之义。然而值班律师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之一,其实践运行中“同案不同援”的问题显著,具体表现为值班律师个体能力参差、尽职程度差异明显以及诉讼权利受限等,这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平等权保障。而且,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律师辩护全覆盖”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何提升法律帮助效果直接关涉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的公设辩护人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应推进值班律师队伍构成的一元化建设,提升与优化配置值班律师的津贴补助,同时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值班律师的各项职责。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保卫新闻学”:略论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保卫新闻学”话题,既关乎中国新闻学何去何从的问题,也涉及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新闻学,经历了从人民新闻学到现代新闻学再到中国新闻学“一波三折”的发展进程。新时代新闻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开辟与建构,既要化解集中于学科、学刊与学风诸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更须从新中国新闻史着手,继承发扬人民新闻学的道统——“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借鉴现代新闻学“用学术讲政治”的学统,传承老一辈“谦虚、学习和坚忍”的学术品格。

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舰艇抗饱和攻击防御策略研究

当舰艇受到饱和攻击时,采用不同的防御策略进行防御作战会获取不同的作战效果。为了提高舰艇对抗多目标饱和攻击的防御能力,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研究建立防御武器层次的评价函数,分析在一定作战条件下构建不同防御武器层次的舰艇抗饱和攻击策略,获取抗饱和攻击防御的最佳方案,对提高舰艇抗饱和攻击效率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叙事

“保卫马克思”是阿尔都塞理论初衷。阿尔都塞立足《资本论》研究,聚焦“意识形态”问题,采用征候阅读法来理论地保卫马克思,捍卫马克思思想关于社会历史构成的“科学逻辑”。阿尔都塞冲撞意识形态界限的努力把意识形态的隐匿性、封闭性、统治性显现出来,从而为穿过意识形态幻象提供了理论前提。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维度探讨“个人消失”难题,是对马克思“个人被抽象统治”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延展,但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精神分析”问题是从根本上错失了马克思的“解放逻辑”。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成败启示我们要妥善处理形而上学批判和后形而上学希望的辩证关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讯问被告人程序改革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心在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法庭调查阶段讯问被告人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庭审实质化的明显阻碍。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对庭审走向定调、确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案件争点和与控方优势暗合的实际作用。比较研究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设计应始终遵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基本理念。我国的讯问被告人程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共同形塑下的产物。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该程序进行改革,赋予被告人选择是否作为控方证人接受检察官询问的权利,凸显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优化调整庭审布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落实,进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基于Shadow Defender的高校电子阅览室系统安全架构

介绍了Shadow Defender在维护电子阅览室计算机系统方面的优势,以及Shadow Defender的使用方法。

俄乌冲突对10个国家网络规划的影响(译文)

俄乌冲突涉及了有史以来国家之间最广泛、最持续的敌对网络行动,报告探讨了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波兰、瑞典、英国和美国这10个国家如何在网络领域对战争做出反应。网络空间竞争、危机和战争之间界限的愈发模糊需要网络防御的连续性。同时,国家网络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事项和预算分配的重要事项,并通过遵循“主动防御”和“纵深防御”原则的主动措施来实现网络安全。

现实和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与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与网络欺凌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系,为保护大学生安全上网提供依据。方法:问卷施测1563名在校大学生,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在线社会支持问卷(OSSQ)、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行为问卷(BBQC)、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JW)、道德自我认同问卷(MIM)进行调查,进行链式中介作用检验。结果:(1)现实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公正世界信念、道德认同和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彼此正相关;(2)中介检验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现实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2;道德认同在现实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分别为0.047和0.020;公正世界信念和道德认同在现实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效应值分别为0.033和0.016。结论:现实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正世界信念与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网络社会支持可以直接正向影响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也可以通过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正世界信念与道德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旁观者保护行为。

面向IED攻击的多变电站防御-攻击-防御鲁棒优化模型

变电站的网络安全对提升系统抵御大停电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利用贝叶斯攻击图分析变电站网络入侵过程,量化规划者、攻击者、调度中心交互作用下系统遭受的网络风险,从而建立基于变电站入侵成功概率的防御-攻击-防御模型,模型上层以网络风险最小为目标制定变电站防御策略,中层以网络风险最大为目标制定变电站和线路攻击策略,下层以负荷损失最小为目标制定调度方案;然后,通过定制的列与约束生成算法求解所提模型;最后,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模型能够有效减小系统存在的网络风险。

基于视线协同和DMPC的载机-防御弹群协同主动防御制导策略

在目标-攻击弹-防御弹群(target-attacker-defenders,TADs)系统中,防御弹群通过与目标(载机)异构协同、弹群间同构协同以保护载机并降低单弹脱靶的风险。针对TADs系统在二维平面下的协同主动防御模型进行了研究,采用机/弹协同和防御弹群协同的两层制导策略。在机弹协同方面,防御弹领弹与载机进行异构协同,考虑载机及防御弹领弹的机动能力限制,采用协同视线制导律(cooperative line of sight guidance,CLOSG)分别得到载机和防御弹领弹的制导指令;在防御弹群协同方面,考虑单弹计算能力约束,拦截时间约束和加速度约束,设计出基于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distributed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DMPC)的算法实现弹群从弹和防御弹领弹协同同时抵达并拦截攻击弹。仿真结果表明,多防御弹协同一致拦截制导算法能够实现TADs系统中载机和防御弹群的异构协同主动防御,并实现防御弹群的一致性同时拦截,以降低单弹脱靶的风险。

论责任保险抗辩费用的承担与排除——以责任确定成本视角展开的《保险法》第66条分析

因为法律术语运用带来的视角绑定效应,抗辩费用与抗辩义务的研究在我国长期被割裂。这种割裂的愈合只能求助于责任确定成本视角的引入。在责任确定成本视角之下,抗辩费用不能归为减损费用或损失勘察费用,它和抗辩义务一样,都是责任确定成本在法律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依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进行考察,则能发现该条文存在的重大法律漏洞。依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定性,就能确定该条文的任意法性质。又因抗辩费用与抗辩义务为责任确定成本一体之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另有约定”的实际自由空间与保险人是否承担抗辩义务紧密关联。

论法律援助中的有效辩护——基于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的对比性分析

法律援助与委托辩护在发生基础与价值导向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有效辩护的侧重及实现亦有所不同,应分别探讨。委托辩护以民事合同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其中有效辩护的界定应是“令委托人满意的辩护”,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可以实现。法律援助是以政府指派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其中的有效辩护应界定为“尽职尽责的辩护”,实现路径需依靠政府的有效监管,并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

被忽视的突袭性裁判:刑事诉讼中证据构造径行变更的程序规制

证据是定罪量刑之基础。定罪量刑上的裁判突袭,实质指向证据构造的违法变更,两者相比,后者并未得到立法规范及理论研究的重视。证据构造突袭裁判的识别标准具有层次性,区分为诉外裁判和公诉事实同一范围内的裁判变更。在基本类型上,总体存在证据构造不当补强、脱离争点变更及重复评价等情形。对证据构造变更的出入情形应否践行“变更程序”的标准在于是否影响被告防御权之行使。证据构造突袭裁判的生成逻辑具有复杂性,包括但不限于职权主义真实观、刑事诉讼法特殊构造、防范前提要件不足及程序性制裁未彰等。法院证据构造突袭裁判的防范重点应着眼于程序边界的明确控制,主要从规制方式选择、告知防御程序确立、权利保障程序完善,以及程序制裁后果明确四个维度来厘定我国证据构造变更的程序边界。

基于Shadow Defender的高校电子阅览室安全体系研究

论述了Shadow Defender在维护电子阅览室系统方面的优势,包括还原效果优于还原卡与还原精灵,能够防御危害比较严重的病毒;完全改变了杀毒软件维护系统的防御模式。详细介绍了Shadow Defender系统操作流程和工作原理,以及其五大应用界面"系统状态"、"模式设置"、"排除列表"、"立即储存"以及"管理配置"的主要功能。

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重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9条第2款后半段,如果当事人向第三人提出责任主张,法院可以直接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责任”是一个抽象的民法概念,不能代替诉讼请求,就其性质而言,无论“义务说”还是“后果说”都无法解释其与判决的对应关系。民诉法对“责任”的引用,是第三人实务操作不规范的根源,这种不规范体现在当事人不当地处分权利,法院违反辩论原则对第三人作出判决。驱逐“责任”概念后,可以发现,第59条第2款后半段第三人无法类型化,因为这不是一类第三人,而仅仅是一个特殊的诉讼阶段,其特殊性在于第三人诉讼地位的双重性。一个诉讼主体同时是第三人和当事人的理论基础在于第三人之诉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