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差收窄趋势下农商银行面临的经营困境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2019年LPR改革以来,吉林省农商银行积极发挥LPR方向性和指导性作用,不断提高利率定价市场化程度,促进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切实让利实体经济。但2020年以后,吉林省部分农商银行存贷款利差收窄态势开始显现,对存款、贷款期限结构调整和经营盈利能力都带来较大压力。调查显示,吉林省农商银行面临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不足、优质客户流失、客户老龄化影响存款结构调整、利率定价管理较为粗放等问题,为此,建议农商银行从拓宽利润来源、加强自身建设、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强化风险管理能力四个方面来衡量银行经营转型策略,破解当前经营困境。

国际银行业存贷利差分析

利用Bankfocus数据库分析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银行业平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存贷利差在加息周期和降息周期的变动规律,发现美国银行业平均存贷利差显著高于德国、日本和中国。在存贷利差收窄背景下,为维持经营利润,中国银行业应当从资产负债管理、投行业务、消费金融以及海外布局等多方面发力。

考虑存贷利差的最优消费与投资组合问题

利用贝尔曼动态规划原理和非线性规划原理,研究了在具有存贷利差的条件下,投资者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问题.给出了不同条件下最优消费与投资组合的计算公式及相应最大消费效用期望值,同时解释其经济意义;讨论了不同情形下存贷利差对最优消费的影响,求出了投资者在某一时刻财富与消费的关系,并给出直观图例.

贷款竞争、存贷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家信心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19年中国16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贷款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贷款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贷款竞争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力度更大;存贷利差在贷款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贷款竞争通过降低存贷利差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贷款竞争-存贷利差-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跨境资本流动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提高会减弱贷款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调节作用对城农商行更为有效;银行家信心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业信心提高会减弱贷款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银行家信心的负向调节作用对股份制银行与城农商行更为有效。

存款利率市场化与利率结构变动

为了分析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利率结构变动,构建一个符合中国银行业特征的寡占模型,推导得出存、贷款利率和利差水平的长短期变动路径,并采用国际上已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的38个国家(地区)1973—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存、贷款利率和利差水平的长短期影响。理论推导和实证结果都表明:存款利率市场化初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会同步上升,但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上升得更快,存贷利差会收窄;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长期来看,存、贷款利率会回落,利差水平会回升。

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从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原油期货和大豆期货的价格出发,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2000～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展开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原油期货和大豆期货的价格都与CP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得出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原油期货和大豆期货价格对CPI的动态影响关系。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再估算

鉴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相对短缺的特殊状况,使用传统的方法来定义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状态存在一定的困难。文章选择潜在资本存量指标作为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处于潜在增长状态的指标。通过确定一个基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并估算出历年的潜在资金使用量,就可以得到历年的潜在资本存量。通过潜在的资本存量可以得到潜在的就业量,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法就可以估算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与中国银行业的战略转型

本文在阐述利率管制条件下中国银行业利润结构的基础上,运用市场供求均衡理论分析存贷款市场的均衡利率,发现存贷利差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存款管制利率越低,存贷利差越大。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存款利率提高,存贷利差收窄,银行利润下降。因此,为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业必须实行战略转型,转变以规模扩张为核心的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以降低资本消耗、减少资本占用的中间业务为核心的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以实现银行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存贷款利差结构变化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商业银行存贷款实际利差结构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实际利差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据此评估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的冲击。分析认为,商业银行可能采取非理性价格竞争手段扩大市场份额,并通过增加信贷规模方式来应对利率市场化导致的利差收窄。对此,中央银行应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加强通过间接手段来影响市场利率的能力。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障碍和对策探讨

利率市场化的实现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借贷市场资金的供求均衡决定利率总水平;二是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具体融资项目的当事人根据项目的特点,通过协商或讨价还价,自主决定融资项目的利率。目前,我国整个利率体系的基准利率确定困难、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不足以及利率市场化之后可能出现的存贷利差缩小是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本文认为:我们应根据现有市场条件构建基准利率指标,为各具特点的融资项目提供合理的定价基础;商业银行应在市场建设的同时积极实践,以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商业银行之间应避免过度竞争,以保持合理利差。

低贷款利率、高存贷利差与房价

文章研究了我国利率对房价的影响,但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重点考察了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差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1998年以来贷款利率持续走低和存贷款利差持续扩大对于房价的上涨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存贷款利差不断扩大,激励金融机构增加对房地产等领域的贷款,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房价的上涨。文章发现,缩小存贷款利率差对房价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提高贷款利率的影响,而且模型回归还表明房价变化有着很强的惯性。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抑制房价过度上涨需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在提高贷款利率的同时,缩小存贷款利率差;二是坚持调控政策,打破房价上涨的预期。

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利率是我国主要的货币市场利率,也是最早实现市场化的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同业拆放利率是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建立单整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ARIMA,研究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利率、法定准备金年利率、回购利率、消费价格指数、综合股价指数、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存款总额比值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这些因素对我国银行间拆放利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年期人民币银行贷款利率和回购利率是影响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主要因素。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现阶段已步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关键时刻。面对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的冲击,商业银行应走差异化道路,改善盈利模式,拓展有自身特色的中间业务,同时理财产品向客户需求导向型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理财服务并注重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的影响研究——基于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环境

将利率市场化引入做市商模型,分析银行存贷款利差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选取2006-2016中国银行业年度数据对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存贷款利差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存贷款利差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利率市场化指数达到58.07的临界值时,银行存贷款利差将达到最大值10.61%;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存贷款利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对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与城商行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政策对利率市场化存在反向抑制效应,这是由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功能所决定的,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力度提高了1.508倍,短期影响力度提高了1.605倍;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国有银行、城商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与城商行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

货币政策、理财产品与微观主体存贷款选择——基于上市银行2004-2013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增长率等经济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理论推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导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上升,进而造成存款转移和增长乏力。实证分析表明,贷款增速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关性不显著,但同业拆借利率对贷款的抑制作用明显,存款增长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负相关。实证结果证实了理论推理,在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增长条件下,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变化,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冻结资金有限,信贷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相关性减弱,货币政策效果被削弱。货币政策应尽快从依赖数量型工具转为价格型调控。

存贷款市场竞争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吗——基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讨论

选取2002—2014年中国76家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存贷款市场竞争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非对称性影响。结果显示:存贷款市场的适度竞争,有利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而贷款市场竞争的影响更大;贷款市场竞争在增强扩张性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上的作用力度要大于存款市场竞争;相较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存款市场竞争更能促进扩张性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

我国利率政策调控效果的实证检验及其作用机制

我国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对分流储蓄、刺激需求的作用并不明显,主要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不稳定,支出预期较大,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比较单一,消费升级遇到障碍,存在偏高的储蓄倾向;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约束软化,国企负债倾向高企,但银行内部制约加强,贷款责任加大,二者平衡的结果决定了贷款规模。降息刺激投资的作用难以发挥,其作用机制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完全不同。建议加大存贷利差,创新金融产品,改善信用环境。

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合理性辨析

我国银行业与实体部门盈利水平的背离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与广泛关注。本文在存贷利差是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假设框架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结合实证分析,论证了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实体经济收益界限的贷款利率具有合理性,而作为分割银行业与储户收益界限的存款利率具有非合理性,即通货膨胀条件下,贷款利率随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而及时调整,而存款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具有粘性,结果使银行的存贷利差加宽,是银行高利润的形成渊源。由此证明了银行高利润并非源于侵害实体经济利益、而是源于侵害居民储户利益的结论。

银行市场集中度对银行信贷渠道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6-2007年间的银行贷款及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深入探讨银行信贷市场集中度与银行信贷渠道作用的关系。通过构建一个银行市场结构与贷款及存款利率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在"更大的市场集中度导致较低的贷款和较高的贷款率"的假设前提下,发现随着银行集中度的增加,银行借贷对于利率(即货币政策指标)的敏感度下降。因此,货币当局对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应该保持随时关注。另外,应对不同类型贷款(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房地产贷款或建筑业贷款)给予关注,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对不同类型的贷款所造成的影响。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基于风险管理视角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出现了传统业务比重下降而非利息业务比重上升的趋势。利用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3年至2010年数据,对银行发展非利息业务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对非利息业务和风险调整的银行收益率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开展非利息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动寻求新利润来源的行为,并不是迫于来自传统存贷业务的竞争压力;非利息业务提高了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