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

葬礼是最复杂烦琐,也最受重视的一种礼仪,男女皆然。传统礼制和学界的以往研究,均很少涉及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葬礼,而从清代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到女性葬礼的大致过程。与国家礼制规定相比,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有所简化和改变,遵循着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原则。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清代礼学研究的复盛和礼书编撰的兴起

清代礼学的复兴一向以来被归为受文字狱影响和稽古右文政策的引导,但笔者梳理发现,清代礼学研究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晚明王学的禅学化及明清鼎革的巨变,导致士人逃禅,部分学者坚持纯净儒学化运动,从而带动儒家经典和礼学研究的展开。同时,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的固有问题,促使清代礼学由家礼改良向经礼考证回归,并由宗法宋明经注逐步转向宗经郑注,以此带动礼书编撰和《仪礼》研究的全面兴盛。

试论晚清三次重要的留学浪潮

晚清三十年间掀起的三次大规模留学浪潮,虽然原因、特点各异,但都为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

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是清代一部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卫藏图识》的体例不同于清代前期其他西藏方志,既非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也不是或不全是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编纂此志是为了"西征之役"所需,便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沿途考览与检阅,所以采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分析《卫藏图识》的资料来源,可看出其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编纂者的调查为其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这是其书及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此书编纂前已出现的西藏地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一样得到了编纂者的关注,说明雍正与乾隆前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在西藏地区或川藏大道沿途得到广泛流传,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词学是我国古典词学的繁盛与总结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清代徽州经学家互动的微观图景——以程瑶田礼学交游为中心

程瑶田是著名的清代礼学家,其交游范围十分广阔,是清中期学界的一个缩影。梳理他与当时其他经学家的交往事迹,可以看到程瑶田的学术本于同门戴震所传授,而并非以往公认的传自江永;又在客居京城时受到有治三礼之学风气的扬州学人的熏沐。通过考察程瑶田的金石之交,可见他的金石学也是为其经学研究服务的,因此金石学并不是程氏的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尊经崇贤 崇礼讲学——试析李因笃的关学思想

李因笃是清初关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虽以诗文名世,但在对关学思想的阐发和弘扬上具有重要贡献。限于文献不足,难以全面深入地研究李因笃的关学思想,但就其文集所载相关文献可知,李因笃早年推崇程朱但不排斥陆王,晚年极力提倡、践行张载礼教之学。其关学思想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尊经崇贤,崇礼讲学。

断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开拓之作——评刘开军著《晚清史学批评研究》

刘开军的《晚清史学批评研究》是国内第一部近代史学批评史专著。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将晚清史学批评的发展置于新旧中西学术交融、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予以考察,提出了来华传教士与史学批评、近代报刊与史学批评、新学书目提要与史学批评、新史编纂与史学批评等新命题,冀图展现晚清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批评的差异及其趋新特点。然而,作者并未将视野囿于新学一线,同时深入发掘了晚清史家在正史考论中蕴涵的史学批评,认为传统史学批评在晚清时期虽呈式微之势,但仍然按照惯性在发展。《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一书对于晚清史家品评正史之外传统史籍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来华传教士的史学批评在晚清史家中究竟引起何种反响,还可再作深入探讨。但这并不影响该书在断代史学批评史领域的开创性与原创性。

清代词学与易学

易学是清代词学重要的理论源泉,在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中,无论是词的创作心态、技法,还是词学审美观、词学诠释学,乃至词学的发展史论等,均受到易学不同程度的影响。易学中的"修辞立其诚"、取"象"、"阴阳刚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色自然、变通发展的理论均渗透到词学领域,滋润灌溉了清代词学。

明清时期沧州地区书院初探

书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研究机构。沧州地区书院在明清之前发展程度较低,而明清时期则得到较大发展,观津书院作为此时期代表性的书院之一,其管理制度相对完善。明清时期沧州地区书院主要是在政府文教政策和政治需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沧州地区书院的建设对于传承本土文化以及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晚清时期河南女学发展概析

晚清国势危急,女性的力量开始被更多的人关注,于是女学被提倡,各地的女性教育活动不断开展。河南作为中部大省,虽位于交通要地却因种种原因而风气迟开,一直没有在全国女学发展中占上先列,但在河南各位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河南女学发展虽慢却一直在进步。清末民初的许多报纸也对河南女学的发展情况做了相关报道,而河南女学的发展也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清代公羊学以常州之学为代表,而礼学考据一脉也有参与公羊学研究的倾向,以扬州学者凌曙为代表。凌曙的《公羊礼疏》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将基于心性的公羊大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史上有其独到的价值,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明清之际学风的嬗变——以礼学兴起为中心的探讨

晚明时期,追求物欲、竞逐奢华的风气弥漫着当时整个社会,陋俗泛滥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伦教化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明清之际不少人希望发挥礼教的经世功能,从而有益于世道人心。当时的学者在批判阳明及其后学空疏、不务实际的同时,希望通过讲名物制度的礼学从而实现对学风的扭转。他们还希望通过对礼学的提倡和研究从而改变玄谈之风,而务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一些持理学立场的学者推崇礼学,并从理学的角度对礼学进行阐释;一些理学官僚对礼学也加以研究和推广,他们的努力对于清代礼学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六经皆礼”与以礼经世——张其淦及其《左传礼说》

《左传》作为一部春秋时代的史书,对当时的礼多有记载,这也为历代学者所关注,但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部论《左传》之礼的专著。民国时期,岭南学者张其淦曾撰《左传礼说》一书,专门论述《左传》之礼,对《左传》中的礼义、礼制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考证精详,是《左传》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一位清遗民,张其淦坚持"六经皆礼"的观点,并将其贯穿于他的其他经解中,表现出明显的"以礼经世"及维护传统礼教的经世取向,在《左传》学史及近代经学史上有重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