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逻辑

“三个务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系统完备而又逻辑严密的哲学基础。就唯物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致力于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就认识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的目标宗旨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原则保障是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践方法是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方法论基础而言,辩证方法论与思维方法论阐明了“三个务必”内在要素之间存在的异同特质与交融关系,实现了过去与未来、主观与客观、整体与部分、底线保障与高线追求的有机统一;就价值论基础而言,“三个务必”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幸福为价值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爱国主义精神的认知之向、价值之能、实践之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青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蕴含认知之向、价值之能与实践之径,坚持以系统思维实现内容、信仰、行动诸要素协同发力,形成内容共识、信仰共振、实践共行,帮助中国青年筑牢爱国主义立场,坚定爱国主义信仰、自觉践行爱国主义行为,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几点思考

因应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勃然兴起,取得了很可骄人的成绩和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和亮丽风景线。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政治哲学的定位、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实践中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决策涉及多种重要价值的比较和权衡,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特殊价值,如以伦理学为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或以某种理想的“好政治”“好生活”来推论出政府行为“应如何”,这种研究范式势必难以解释和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也难以起到指导性作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百年党史实践中的哲学问题

如果把中国历史视作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呈现的精神谱系,那么百年党史就是这个精神谱系的现当代形态。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充满内在动力、充满生命力的、流动的精神谱系仅仅视作一个解释的对象、任意建构和重构的对象,便必然遮蔽它的内在张力和奔向未来的动力。相反,如果我们直面这个现当代精神谱系的原始发生和逻辑演进过程,那么它就是一部哲学问题的发生史。哲学问题或问题哲学是我们把握百年党史实践的一种致思方式,而不是一种意见、情绪和情感。百年党史实践中的哲学问题,有社会本体论、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三个层面,以及基于三个层面之上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三种性质。如果能把三个层面和三种性质的问题还原到百年党史的实践中,并给出一个既有正确性前提又有正当性基础的分析和论证,那么这种真诚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值得肯定的。

新阶段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的复杂性论析

复杂性是深化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的重要视域,其超越还原论的方法论特征能为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提供新思路。新阶段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极具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主体复杂性、客体复杂性、介体复杂性与环境复杂性等方面,因此亟须从复杂性视域对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加以理论审视。应以价值论筑牢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的善治理念,以信息论推进技术赋能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以控制论化解消极网络亚文化衍生的风险要素,以系统论完善消极网络亚文化治理的制度机制,从而提升消极网络亚文化综合治理效能,推进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

工艺学、自由时间: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的重构

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蒸汽机等实现了机器能量自动化,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机器(计算机)智能自动化,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二次现代化革命,使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使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促进文艺精神生产越来越快发展;而代表生产现代化社会方式的资本,则力图把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束缚在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打破学科壁垒,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黄河文化的蠡测维度:黄河文化本体论及相关问题

黄河文化是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对黄河文化的认识和把摸需要秉持多方向、多维度原则,这是触及黄河文化“本体论”的重要事项,是准确形成黄河文化概念、全面揭示黄河文化内涵的要求,也直接影响、制约乃至决定着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意义与形式即“价值论”与“方法论”。要厘清黄河文化是什么,需要与国内外其他文化参酌、对照,借助“他者”以观察、发明黄河文化“为何”。作为中华文化“种质资源库”的黄河文化应当且能够在“两化”中踔厉前行。

价值与工夫:儒家道统精神的诠释分歧

宋明时期学者普遍认同道统说,许可“十六字传心诀”是道统精神意涵,只是他们从传心诀中诠释出了价值论与工夫论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道统精神,从而形成意见分歧。心性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人认为“允执厥中”是道统精神之所在,通过发挥“中”的价值论意涵,推动儒学的形而上学化。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则重视“惟精惟一”的工夫论意涵,以维护儒家实践传统。心性学者发掘道统精神的价值论意涵,顺应了新儒学心性内圣化发展趋势,浙东学者阐释工夫论意涵,则是为了让新儒学成为工夫实践之学。学者对道统精神的差异性诠释,既反映了他们对儒家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对儒学发展趋势的迥异态度,折射出宋代新儒学演进中的多样性探索。

哲学视域下的数字人文

文章从哲学视域分析了数字人文的本质、含义、特征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探讨数字人文进入哲学视域从而兴起数字人文哲学研究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四个维度对数字人文进行哲学研究,使数字人文与哲学的基本学术视角形成有机关联。以期阐释当代数字人文的方法论本质及其哲学意蕴和深层价值。

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

厘清当代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是当前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它所指向的是翻译实践活动中的价值问题、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关于“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是翻译研究的价值问题,而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又让翻译价值在翻译主体的行为中获得认可与确证,进而展开为“我应当做什么”与“我应当期待什么”。翻译价值论意识的探讨应当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与说明,从根本意义上使翻译价值意识走向翻译价值担当,进而有效地处理翻译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辩证关系。这就为翻译研究注入价值元素,从而延续与拓展翻译研究的认识论范畴。

从“境界说”看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观

王国维对文学“无用之用”价值的揭示和论说,达到了切实、充分、透彻、逻辑较谨严的程度,今天看来,其观点和文字仍散发着相当具有启发性的魅力。鉴于学界对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论基本采取从前期言论简单概括为超功利说,进而作为常识来传播的状况,这里以“境界说”为中心,打通前后期界限对其做较细致的分析,以使其丰富的内容和逻辑层次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突破流行于王国维研究领域“理论形态”“理论来源”等执念,从“境界说”的多种阐释中辨析“境界”作为文学评价最高标准的蕴含,从启真、塑情、向善,以及三者关系等角度论述王国维文学价值观的构成和意义。

“三个务必”重要论断的哲学意蕴探析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和庄严告诫,彰显了一个成熟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与鲜明的实践品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分析,“三个务必”体现了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认识论维度看,“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形成的伟大共识,集中反映了党遵循的宗旨、坚守的作风和发扬的精神;从价值论维度看,“三个务必”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价值追求和价值准则融会贯通,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性本色;从方法论维度看,“三个务必”通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辩证思维方法。

一个新领域——风景园林批评学的研究框架

【目的】风景园林批评学因自身复杂的历史缘由和现实境况,在当前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建构,亟须建立一套可供参阅和讨论的研究框架。【方法】研究拟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主体论5个方面展开论述。【结果】1)本体论主要界定风景园林批评的定义、内容、思维、类型、步骤和功能;2)价值论主要从学科、社会、生态和文化4个维度讨论风景园林批评的价值;3)认识论在四位一体(批评、历史、理论与设计)的认知基础上,深入理解风景园林批评的理论范畴;4)方法论依托于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设计科学3种研究和批评范式,进而尝试重构风景园林批评核心方法论(即山水之境);5)主体论介绍了批评家的职责和呈现风景园林批评的多重媒介。【结论】这份研究框架旨在推动风景园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以期在学科层面、教育层面、行业层面、社会层面和时代层面均发挥相应的意义。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论坚持守正创新的三重意蕴

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性。守正创新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从本体论的维度来看,守正创新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从方法论的维度来看,坚持守正创新是科学方法论体系发展的基本要求;从价值论的维度来看,坚持守正创新始终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深刻认识守正创新的理论内涵,对于继承和发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坚持和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一经诞生,哲学家就注意到了人性的自为性和社群性两种基本特性,并将其作为思考和探索的重点,于是就有了重点关注人性自为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伦理学和重点关注人性社群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与作为哲学主体部分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政治哲学在哲学中具有特殊地位。在哲学整个学科体系中,政治哲学与作为主干学科的价值论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主要属于价值的领域,因此它属于价值学科,与价值论间是一种交叉关系。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共同目的是根据人性的要求研究人类怎样过上好生活,但两者在研究对象、使命、关注的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区别。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都有可能全口径地涉及社会成员好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两者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之间有宽阔的界限模糊的区域。

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劳动的特点——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数字劳动作为同数字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在实践中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劳动形式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数字劳动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仍然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在劳动过程中,数字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数据商品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具有可复制性与多重适用性;数字劳动的“非物质性”使得数据商品可以几乎无视流通中的价值损耗,同时,由于数字劳动依然受数字资本的支配,因此异化也是数字劳动的特点之一。正是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数字劳动的特点,并为打造健康、可持续的数字劳动提出针对建议。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从本体论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和超越。从认识论维度来看,对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以及发展的导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认识动力、认识来源和认识目标。从价值论维度来看,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与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向度。

新时代“微腐败”观的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防范和治理“微腐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观点,形成的新时代“微腐败”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微腐败”观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集中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微腐败”的本质观体现了哲学本体论,“微腐败”防治的价值取向观及治理效果的评价主体观体现了哲学价值论,“微腐败”后果、成因及系统治理观体现了哲学方法论,“微腐败”观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发展体现了哲学认识论。新时代“微腐败”观为深刻认识和有效防治“微腐败”提供了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