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两种快速检测方法比较

为了满足当前对于食品安全实时监控的需要,对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两种快速筛选方法———蛋白磷酸酶抑制法和酶联免疫法开展了研究,首先根据国内外相关标准的规定制定了这两种方法的筛选检出限,再对标准溶液及模拟阳性样品进行了检测,并进行了重复性验证,最后分析了这两种方法的检测原理并进行了优势比较。检测结果显示这两种筛选方法均具有准确率高,重复性较好的优点,本文提出的筛选检出限(200μg/kg)远低于我国相关标准的规定(600μg/kg),都不失为检测腹泻性贝类毒素的理想筛选方法。

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磷酸酶抑制检测法研究

对腹泻性贝类毒素DSP的快速筛选方法——磷酸酶抑制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该方法的检测原理,并提出了该方法的筛选检出限,对标准溶液、加标回收样品及市场采样样品进行了检测,并就该方法的重复性进行验证。检测结果显示,磷酸酶抑制法检测准确率高,重复性较好,提出的筛选检出限(200μg/kg)远低于我国相关标准的规定(600μg/kg),是一种对于腹泻性贝类毒素DSP较为理想的筛选方法。

天津市售海产贝类腹泻性毒素污染状况分析

为掌握天津市售海产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DSP)的污染状况,保障消费者的食用安全。2019—2023年每年4—8月在天津市大型水产批发农贸市场采集10种共354个海产贝类样品,采用酶联免疫(ELISA)法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检测结果共有253个样品检出阳性,检出率为71%,检出样品DSP的含量范围为10.40~154.47μg/kg,均值为51.44μg/kg,并未有超过食用安全限量值160μg/kg的样品。研究表明,在每年4—8月染毒高发期间,天津市售海产贝类DSP毒素含量整体较低,在采集的10种贝类中,牡蛎、扇贝、毛蚶的检出率、检出平均含量均位于前列,DSP含量5月最低,8月最高。通过本次研究发现,至2023年4—8月高发期,天津市售海产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检出率已达到100%,说明养殖环境中已存在产毒藻类繁殖,尽管含量普遍较低,应坚持在高发期对染毒情况进行监测,并建议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天津周边养殖区域持续对养殖环境进行监测。

南海近岸海域腹泻性贝类毒素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南海近岸海域贝类样品的腹泻性贝毒素小白鼠生物法检测结果的分析,表明广西主要的染毒海域是涠洲赤控区、铁山港及防城港等地,海南主要的染毒海域是陵水赤控区、海口、莺歌海、三亚及洋浦等地,广东主要的染毒海域是大鹏湾赤控区、大亚湾及北津港等地;广西的涠洲赤控区、海南的陵水赤控区及广东的大鹏湾赤控区DSP毒素含量值较高;在染毒的贝类种类方面,广西和海南比较有普遍性,广东主要以华贵栉孔扇贝和翡翠贻贝为主。

广州市售贝类麻痹性贝毒和腹泻性贝毒污染状况分析

目的对广州市售双壳经济贝类麻痹性贝毒(PSP)和腹泻性贝毒(DSP)污染状况进行为期一年的抽样调查,了解其食用安全性。方法采用AOAC推荐的小鼠生物检测法进行PSP和DSP的毒力测定,采用HPLC进行PSP成分分析,根据FAO、日本和欧盟水产食品卫生要求及我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制订的贝类安全食用标准对贝类水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价。结果在所调查的7种贝类中,有2种染有PSP,毒素含量在安全食用范围内,毒力大小随季节而变化,春冬两季含量相对较高;7种贝类中有6种共计36个样品染有DSP,有10个样品毒素含量超出安全食用标准,春冬两季染毒率较高。结论广州市售贝类PSP含量和检出率整体水平较低;DSP检出率稍高,毒素含量也较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加强DSP监测工作。

HPLC分析检测我国沿海双壳贝类体内赤潮毒素

使用HPLC方法分析了2001年8～10月间采集的我国沿海双壳贝类体中的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ShellfishPoisoning,DSP)。共分析了肌肉样品64个,消化腺样品11个,其中渤海18个肌肉样品中检出DSP的7个,南海和东海DSP未检出,消化腺检出DSP的有6个,含量最高的是菊花岛菲律宾蛤仔消化腺7.12×10-6(湿重)。并首次报道分析我国沿海双壳贝类体内记忆缺失性贝毒(AmnesicShellfishPoisoning,ASP)HPLC分析方法和结果。

利用蛋白磷酸酶活力抑制法检测牡蛎体内的腹泻性贝毒

基于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DSP)中大田软海绵酸(Okadaic acid,OA)和鳍藻毒素(Dinophysis toxins,DTXs)能够抑制蛋白磷酸酶活力的特点,人们建立了一种利用碱性蛋白磷酸酶活力变化检测贝类中大田软海绵酸毒性当量的生物化学测试方法。本实验利用该方法对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采集的3个牡蛎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3个牡蛎样品中不含有OA和DTXs毒素,但水解后可检出OA毒性,其中两个牡蛎水解样品的毒性当量分别为1.81和1.21μg OA eq./kg贝组织(湿重)。

广东近岸海域2005年春季的腹泻性贝毒素特征分析

2005年春季,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的27个采样点进行了贝类样品采集,共采集了35个品种的120个样品。用小白鼠生物法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无论从检测的样品总数或者从检测的生物品种还是从采样的地理位置来看,DSP毒素的检出率和超标率均较高。DSP染毒的生物品种较多,但不同的生物品种的检出情况不同,在受检样品数量较多的品种中,超标情况最多的是波纹巴非蛤,其次是牡蛎和翡翠贻贝。DSP染毒贝类的地理分布范围较广,几乎覆盖了整个广东省沿海,包括了广东省12大重点海湾海水养殖区,从采集的生物品种数量较多的几个海域来看,北津港(东平)的超标率和检出率均为最高,而水东港(水东)的超标率和检出率均为最低。其它海域DSP染毒的情况各有不同。

不同磷源及浓度对利玛原甲藻生长和产毒的影响研究

探讨了不同磷源条件下利玛原甲藻的生长情况,分析了碱性磷酸酶在营养盐利用方面的作用,对不同营养盐条件下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DSP)的合成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显示,以NaH2PO4、β-甘油磷酸钠和ATP分别作为唯一磷源时,NaH2PO4组和ATP组最大生长速率(μmax)差异不大,β-甘油磷酸钠组稍低;ATP组最大生物量(X)明显高于NaH2PO4组和β-甘油磷酸钠组.实验浓度范围内,β-甘油磷酸钠组碱性磷酸酶活性均比较低,而ATP组活性较高.NaH2PO4组因其浓度的变化而有较大的差异.浓度>2μmol/L时,活性比较低,<2μmol/L时,活性明显增高.β-甘油磷酸钠组大田软海绵酸(okadaic acid,OA)总含量和单位藻细胞OA含量最高,NaH2PO4组次之,ATP组最低.这些结果表明,利玛原甲藻可吸收利用无机磷NaH2PO4和有机磷β-甘油磷酸钠及ATP.其中,NaH2PO4和ATP的营养价值基本等效,而β-甘油磷酸钠的营养价值较低.ATP较NaH2PO4和β-甘油磷酸钠更有利于维持利玛原甲藻的生长.利玛原甲藻可以直接利用β-甘油磷酸钠;而ATP则需要碱性磷酸酶水解后才能利用.利玛原甲藻毒素的合成与营养盐的形态有关,不同营养盐条件下DSP的合成不同.β-甘油磷酸钠为磷源时,DSP合成量最多.磷盐对DSP合成的影响与该磷盐条件下利玛原甲藻的生理状态有关.

虾夷扇贝毒素yessotoxins(YTXs),中国沿海贝类中首次发现的一组贝类生物毒素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对我国近海贝类中腹泻性贝毒成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采自北黄海大连附近海域的海湾扇贝和虾夷扇贝含有25~41μg/kg的虾夷扇贝毒素（yessotoxin,YTX）,在虾夷扇贝体内还含有37.2μg/kg的45-OH-YTX,并在5种贝中发现微量的Homo-YTX毒素组分,这是首次报道在我国贝中检出此类毒素。虾夷扇贝毒素YTXs是一类含有2个磺酰基的脂溶性多环聚醚类化合物,对小鼠的腹腔注射急性致死毒性很高,毒理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的结果说明我国贝类体内生物毒素成分复杂,亟需进行毒素成分结构、来源生物、生态毒理效应、分布规律及安全限定标准的研究。

腹泻性贝类毒素及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赤潮频发直接导致海洋生物毒素对贝类产品大面积污染,这不仅直接影响海洋产品的品质和食用安全,更加阻碍了海洋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食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了解决海洋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对海洋生物毒素分析检测的研究已越来越多。本文综述了腹泻性贝类毒素的主要特征、主要毒素成分及毒理效应,并对小鼠生物测试法、酶联免疫检测法、胶束电动色谱法、酶活力抑制法、毛细管电泳法、高效液相色谱以及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等常用的检测方法作以综合性评价,并对其研究进展加以介绍。

广东省近岸海域贝类腹泻性毒素含量与胃含物的分析

通过对2005年4月至9月广东近岸海域贝类81个样品的腹泻性贝毒素进行小白鼠生物法检测,结果表明:(1)DSP毒素含量值≥0.05MU/g的有34个样品,其中翡翠贻贝和牡蛎所占的比例最大;同种贝类的腹泻性贝毒素存在一定的季节差异,秋季含量最高。(2)对其中腹泻性贝毒素含量值较高的8个样品进行胃含物海洋微藻种类的鉴定,结果是波纹巴非蛤、三棱骨螺和结蚶胃含物样品中含有产腹泻性贝毒的利玛原甲藻(Prorocentrum lima)和原甲藻(Prorocentrum sp.)。

海洋底栖甲藻——利玛原甲藻(Prorocentrum lima)对三种赤潮藻的化感作用

为明确利玛原甲藻(Prorocentrum lima)对其它生物可能存在的化感作用,考察了利玛原甲藻培养物、无藻细胞滤液以及腹泻性贝类毒素(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DSP)粗提物对塔玛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 tamarense)、海洋卡盾藻(Chattonella marina)和东海原甲藻(Prorocentrum donghaiense)3种赤潮藻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共培养时利玛原甲藻对其它3种赤潮藻的生长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生长也受到3种赤潮藻的影响;无藻细胞滤液对东海原甲藻和海洋卡盾藻有抑制作用,其中对东海原甲藻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但对塔玛亚历山大藻的影响不大;比较而言,DSP粗提物对3种藻的影响最为明显,甚至可完全抑制海洋卡盾藻的生长.这些结果提示,利玛原甲藻与赤潮藻间存在交互抑制作用,可能会通过分泌化感物质、细胞间接触抑制等途径抑制其它藻的生长;利玛原甲藻具有一定的化感作用,但DSP毒素并非利玛原甲藻发挥化感效应的主要原因.

腹泻性贝毒及其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

本文对赤潮中某些藻类所产生的腹泻性贝毒（ＤＳＰ）的来源、特性、化学结构以及对人体的危害及其测定方法进行了介绍。重点叙述了目前国际上迅速发展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ＤＳＰ的优点与其它测定方法的对比，并对我国ＤＳＰ发生的现状和检测标准作了概述。

我国东海和南海近岸海域腹泻性贝类毒素污染状况

为了揭示我国海产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污染状况,提高贝类毒素的监测和管理水平,确保海产品的食用安全.从2007年11月至2008年10月在深圳罗湖水产批发市场定期采集产自我国东海和南海海域贝类,共14个贝类品种,186份样品,运用小白鼠生物检测法进行腹泻性贝类毒素检测.结果显示,东海和南海海域贝类腹泻性贝类毒素污染较严重,其中广东沿海贝样检出率和超标率分别为52.54%和40.68%;腹泻性贝类毒素污染程度与贝类种间差异相关,以波纹巴非蛤受毒素污染情况最严重;贝类样品阳性检出率和超标率呈现季节性变化特征,春季和秋季样品毒素含量较高.

南海海域重要养殖水域牡蛎体中的腹泻性贝类毒素

对2006年和2007年南海海域23个重要养殖水域牡蛎体中腹泻性贝类毒素(DSP)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甲子港、唐家湾、镇海湾、安埔港、防城港、八所港和榆林港等7个水域牡蛎体DSP毒性呈阳性结果,占调查水域的30.4%,其DSP值均为0.05MU/g。2006年牡蛎体DSP检出率为8.7%(n=23),2007年为21.7%(n=23)。调查期间,牡蛎体DSP检出值0.05MU/g已达到了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朝鲜等6个国家食用贝类标准警戒限量水平,和超出了我国《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规定贝类DSP不得检出标准,表明了近期南海海域某些养殖水域的牡蛎已经受到了DSP毒化的威胁。

浙南海域腹泻性贝毒分析

在浙南海域共采集了10种贝类40份样品。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检测腹泻性贝毒,共检出9份样品含有腹泻性贝毒。染毒样品检出的腹泻性贝毒（软海绵酸,OA）质量比为0.07~5.85μg/g,共有7个样品含量超标,超标率为17.5%。无论是检出率还是超标率,都呈现夏季〉春季〉秋季的规律。浙南海域的南部腹泻性贝毒检出率和超标率比北部和中部都高。紫贻贝、缢蛏、泥蚶和青蛤较其他种类易富集腹泻性贝毒。养殖的贝类检出率及超标率均高于野生的贝类。

海洋底栖甲藻——利玛原甲藻(Prorocentrum lima)产毒特征的研究

为了解海洋底栖甲藻——利玛原甲藻(Prorocentrum lima)的产毒特征,阐明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 shellfishpoisoning,DSP)复杂的生物合成机制,采用酶联免疫试剂盒,对利玛原甲藻不同生长期、不同营养盐条件下毒素生成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生长期单个利玛原甲藻细胞中大田软海绵酸(Okadaic acid,OA)的含量明显不同,平台期时OA含量最高,与对数中期存在显著差异(p<0.05).低N、P条件下藻的生长状况较差,所能到达的藻密度明显低于对照组(f/2培养基);藻细胞中OA的总含量也低于对照组,但单个藻细胞中OA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以上结果提示,利玛原甲藻DSP毒素的产生可能与藻所处的环境和藻的生理状态等有关.

Ames试验对海产贝类遗传毒性的检测

采用Ames试验结合小白鼠生物学试验对贝类腹泻性贝毒(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DSP)的提取物进行了遗传毒性初步研究。结果表明:4份贝类样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遗传毒物的污染,7份贝类样品受到腹泻性贝毒污染。同时本文也从实践上证明在我国海洋环境监测开展Ames试验对贝类遗传毒性检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