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谈

本文对南北朝乐府民歌进行了对比式的论述,指出南北朝民歌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民族风俗、自然环境的差别而风格迥异,然而它们在彼此民族文化的渗透、融合中也表现出潜隐的相似、相通之处。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宋代文学的翘楚是文言散文,笔记又属散文中的大宗。梳理宋人笔记与其诗词作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因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而忽视对作家的整体性观照。爬梳大量现存宋代笔记和代表性文士的诗词创作情况,探析诗话与词话生成演进的文学史历程,剖判诗词与笔记文类交涉的概貌,可以发现,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能够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的成立,实源于笔记的孳乳,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简论清代的苏诗选录

文学选本是从事文学研究、宣传文学主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清人所编的重要宋诗总集均大量选录苏诗，且多选七言古诗，少选政治诗，可见其推崇苏诗的共同倾向。然从各自不同的诗学主张出发，他们对苏诗内容、体裁与风格的取舍又同中有异，表现出清人审美趣味与接受宋诗的差异性。另外，囿于某些狭隘的诗学观，其选录苏诗往往有失误、失眼处。

激扬、掩抑总辉煌——谈北宋、南宋爱国词的主流与变异

从北宋、南宋爱国词的比较:北宋词多歌颂壮丽山河,而南宋词多掩抑凄凉、对景伤情,从而揭示出北宋、南宋爱国词的共同特征:虽风调有异,而一样震撼人心,辉煌词苑。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唐人张旭的《桃花溪》一诗因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本文认为此诗其实是宋人蔡襄之诗，诗题作《度南涧》。主要证据有二：一是所谓张旭诗首见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事实上它早见于王十朋所编之蔡襄诗集，其版本确实可靠，其内容也与蔡氏行迹完全相合。二是蔡集中与此诗同属一组的另外两首诗的蔡襄真迹在后世曾经多位书家鉴定，故此诗应出于蔡襄之手。后人在评论此诗时常因它误作张旭诗而称之为初唐或盛唐风格，可见事实上唐宋诗风格之分并非判若泾渭。

论宋代辞赋

文章就宋赋的地位、宋人的辞赋观、宋代辞赋诸体,宋代辞赋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过程等加以论述。

朝士·名士·游士:南宋中期诗人的三种面相

朝士张良臣、名士林宪和游士戴复古是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作为“富贵不可致”“择术复自苦”的能诗者被定性为“诗人”。南宋中期以后有些文人逐渐疏离政治,以诗歌为生活和社交重心;拥有诗集和诗名成为确认“诗人”身分的资本,诗集刊行使“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得以推扩;同时,士大夫与“诗人”的文学观念和评价体系却渐成扞格。学“晚唐体”的风气是地方“诗人”影响到中央文坛最终又成为“诗人”之诗与士大夫之诗的分界。张良臣举进士到戴复古挟诗干谒、名动公卿,其间的半个世纪正是江湖诗人群体形成的早期阶段。从楼钥为这三位诗人的诗集所作序跋切入研究,能够解析南宋中期以后诗歌相关现象和观念的变化,对既有结论作出修正和补充。

从戴复古“不甚读书”的争论看南宋诗风的演变

从戴复古生前开始,对他是否读书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引发争论。其实,争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南宋诗坛风气的嬗变。“资书以为诗”和“捐书以为诗”这两种不同诗学主张的此消彼长,明显地影响着对戴复古评价的高低,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在江西派长期占据诗坛的背景下,社会上崇尚“资书以为诗”的风气。戴复古因从小失学而深感自卑,但他一直努力弥补以往学习的不足。随着江西派的衰落,崇尚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兴起,开始提倡“捐书以为诗”,此时戴复古所擅长的白描手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读书多寡也不再被视为问题。但晚年的戴复古已经认识到江西派和晚唐派各自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上追大雅、宗法杜甫的主张。这正是他饱读诗书,转益多师,对前辈诗人反复比鉴后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诗学造诣看,他确实是腹有诗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