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健康公平为核心价值构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形成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深层原因是观念与制度方面对健康公平的缺失,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当以健康公平为核心价值,而实现健康公平是政府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以健康公平为老百姓医疗保障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公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深层原因——基于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视角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医院发展很快但成本高昂;公立医院高级管理者和医生的贡献与所得不匹配;医务人员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包括信息披露与公众认知差异很大。只有通过明确公立医院的治理结构、突出医生的贡献和权益、增加医院信息透明度以及重视社会责任,才能够让医院进入良性循环,减少公众的抱怨。

医药卫生政策失灵:新医改难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

新医改难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在于,医药卫生政策在部门利益冲突、政策信息不对称、多元利益博弈、政策短视效应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出现失灵,而且医药卫生政策失灵进一步诱发政策客体的逆向选择行为,导致医药卫生政策越位与缺位并存,阻碍市场机制获得合理的空间和正确的定位。

转变医患双方价值观 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直接困扰着医患双方和政府主管部门。文章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双方价值观的变化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深刻影响,提出要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倡导科学的医疗健康消费观,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远程会诊在医疗服务机构中的应用

目的:在我国医疗卫生改革背景下探讨远程会诊对"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方法:结合远程会诊工作经验,通过例举对远程会诊的优点、不足以及作用和发展现状,对远程会诊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远程会诊是一种能产生多重效益、经济实用、利国利民的就医新模式、新趋势,能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结论:随着科技发展和医药应用成本的降低,具有我国特色的远程会诊新就医模式将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优势。

北京市老年人就医难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影响老年人及时就医,导致老年人就医困难的主要因素。方法: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市城区(西城区)1个点和郊区(大兴区、怀柔区)2个点。对调查点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按20%的比例抽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11.0%的老年人认为就医不方便,且城区老年人的比例高于郊区老年人,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随着年龄的增长,认为就医不方便的老年人比例也随之增高。就医不方便的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就医手续繁琐",其次是"行动不便"和"无人陪同"。结论:为了解决老年人就医难的问题,应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优化服务流程,提供有效服务。

“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

思考"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是为了下更大的决心,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成"看病难看病贵"既有医德失位、医技欠佳、医价偏高和医改滞后等直接原因,也有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缺失的间接原因,还有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从医疗环境、政府职能和观念制度等方面实行系统治理,保障公民健康权,体现负担公平性,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提升服务客体的履责能力——基于普惠金融中公平享有权主、客体的博弈分析

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机构本身具有的可持续商业性与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可能引致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与其结果相差甚远。要实现目标与结果的一致则取决于普惠金融的推进策略与力度,而推进策略与力度有助于所有企业普惠金融公平享有权的实现。然而实行完全意义上平等的公平享有权是不现实的,公平有等差。构建资金供给者-资金需求者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当资金供给大于资金需求,资金需求者均能得到资金支持,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平等;当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资金嫌贫爱富,资金需求者不能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平等。中小企业要想与大型企业一样在金融服务中获得公平享有权,需要政府推出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小企业和中型企业提升到大型企业层面",在同一个层面上,拥有金融服务的公平享有权。要尽可能提升这种公平享有权的公平覆盖面,加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这样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国医大师熊继柏应用温胆汤经验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理论渊博,经验丰富,临证善用温胆汤化裁辨治疑难病症。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及临床案例,对熊老运用温胆汤治疗疑难病症经验进行系统介绍,以供临床借鉴。

“医药分开”政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机制探索——医生收入、医院收入的中介效应

论文以医生和医院收入为中介变量,对"医药分开"政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医药分开"政策通过影响医院和医生收入,间接影响医疗费用及资源配置效率;相较于卫生财政补贴,提升医疗服务价格对收入的激励效果更显著;医院和医生收入的增加,将促使医疗费用进一步上涨;相较于补贴医生收入,补贴医院收入能够延缓医疗费用的上涨趋势。进一步研究表明:应将医院和医生收入作为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将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作为合理化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主要举措;为防止医疗费用过快上涨,仍需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且应侧重对医疗机构的补偿;通过财政补贴改善医院收入,是现阶段延缓医疗费用,尤其是人均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最有效的方式。

正确确立医患关系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

疾病诊疗过程是一个模糊系统,在医与患这对关系中医生占主导地位,一切诊疗措施最终由医生决定和实施。建立在利益驱动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的医患关系,可以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但永远不会降低医疗费用,只有医生和人民军队的战士一样,充当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捍卫者角色,把病人看成是被捍卫者,构建和谐的医患伙伴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医生的双重角色与医疗费用的控制

对我国政府在控制医疗费用方面的改革方法及结果进行分析,指出控制需求方不是遏制医疗费用上涨的关键。由于供方在医患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担任的双重角色与双方所处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以及当前机制没有对供方施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极易发生供方诱导行为,得出控制供方才是降低医疗费用的关键。

医患沟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对医院管理的启示

目的为医院提高医患沟通质量提供参考建议。方法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问卷进行了独立样本检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发放问卷16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0份,量表部分缺失数据不超过20%的问卷678份。统计分析发现患者性别、年龄、学历、初诊复诊对医患沟通质量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而患者的费用支付方式显著影响其沟通质量评价,报销患者比自费患者和医保卡支付患者评价较高。结论建议医生对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和就诊经历的患者都提供翔实的信息,而对不同支付方式的患者要有针对性的沟通,建议医院管理者对医患沟通过程进行标准化管理和对医生进行相关培训。

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的证据分析、成因探讨与建议

[目的]揭示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程度、变化趋势与形成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方法]利用1993、1998和2003年纵向可比资料,对居民医疗行为、次均医疗费用、医疗服务供方投入与工作效率、居民收入及医疗保障程度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综合分析。[结果]"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问题是"看病贵",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赶不上医疗收费的增长速度、医疗机构成本规模过快扩张、医疗服务效率低下、诱导需求、医疗保障覆盖率低、疾病的流行病学转变是"看病贵"的主要原因。[结论]加强宏观调控并降低医院运行成本和改变医院驱利行为,实施严格的价格监管、改变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网、建立医院间公平有效竞争机制、设计居民合理就医流向机制等多管齐下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主要措施。

湖南省老年人就医难现状及对策研究

目的探讨湖南省老年人就医难现状及不同类别老年人"就医难"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方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湖南省株洲市、衡阳市、湘西自治州3个地区作为样本,对调查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89份。所有数据通过SPSS 22.0进行录入处理,对统计分析结果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老年人年龄越大,就医方便性越差;农村老年人就医方便性(85.3%)显著低于城市(94.7%)。在95%的置信水平下,老年人就医满意度受到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认为自己病得不严重"(41.2%)和"去医院太花钱"(28.2%)是湖南省老年人"就医难"的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医保报销政策适当向老年群体倾斜,关注独居老人健康和就医,推进医养一体化,以缓解老年人"就医难"的问题。

“看病贵”的成因及其对策

“看病贵”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有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医疗技术现代化、医疗服务条件改善及医院成本上升等合理因素,但主要是一些不合理因素造成的,包括政府投入不足、药品及检查费用不合理增长、医院经营行为不规范、费用支付方式不科学、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通过原因分析,针对不合理因素,提出改革医疗价格体制和支付方式、控制药品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等对策建议。

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现状实证研究——兼论“看病难、看病贵”的医院因素

履行社会责任是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可测量出公立医院实现社会责任的水平。通过指标分析,能够发现利益相关者不满之处,由此探讨其对社会的影响。统计研究发现,医院发展很快但成本高昂;高级管理者和医生的贡献与所得不匹配;医院的努力与公众认知差异很大。只有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突出医生的贡献和权益、增加医院信息透明度以及增强医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够减少公众的抱怨。

从政府筹资职能入手,求得医改的突破

通过定性逻辑推论和全国常规统计数据模拟测算,研究认为从财政筹资入手求得医改突破是有理论依据的,按照净收入与业务收入之间1:4.03的关系,财政补助净投入增加1元钱,百姓医疗费用负担可下降4.03元。若1991年财政即承担起筹资职责(对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8%),则19年来只需追加投入10 674.3亿元,即可实现高达21 348.7～43 017.6亿元医疗费用的节省,百姓费用负担由此下降34.2%～68.9%。单年不到2 000亿元的追加投入总量,以及总额预算下齐同GDP的稳定增长机制均提示,追加的财政投入完全是政府可以承受的。因此,从政府筹资职能入手,可一揽子解决百姓看病贵等问题,打破僵局,实现医改突破。当然,从财政筹资入手,总额预算基础上,尚需配以支付方式改革,以针对性解决效率低下、高额医疗费用风险以及医疗机构缺乏主动控费意识等潜在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思考

分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一是要建立并完善城市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二是要增强医疗机构筹资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三是要完善科学的医疗体系与收费方法;四是要加大医药分开核算的考核力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五是要及时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六是要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

三级公立医院改革与加强农村基本医疗——以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例

近年来,"看病难"已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医疗卫生部门的头等大事,而这一问题在农村的表现尤为突出。基于中国"看病难"、医疗资源有限的现状,另辟蹊径对有限医疗资源内部潜力的无限挖掘一定是破解眼前困境的一条出路。以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例,主动缓解在农村尤为突出的"看病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