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巴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及其文化谱系

从明朝初年开始,大批汉族移民跟随远征的军队从江浙一带进入到西南地区,随之带来的邪恶神灵(如五通神等)被当地原住民贬称为"小神子"。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和民间宗教快速嬗变的过程中,小神子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据说其神性与一般的主神不同,虽然它能给主人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但若有人对之稍有不恭,它便行捉弄害人之事。因此普通村民对它都存有敬畏心理。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又不断添加进去一些想象和诬蔑的成分,最终使得小神子被妖魔化成为地道的恶神。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新探索:与杨庆堃和华琛的对话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历来是中外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理论,以及华琛提出的神明"标准化"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杨庆堃和华琛都只看到了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侧面,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并非只有神灵信仰,而是由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两部分所构成的;神灵信仰为崇神,祖先崇拜为敬祖,两者彼此共存;多元神灵和祖先祭祀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沟通。这种信仰文化体系源自古代、留存至今,并且仍旧可以与当代时代变迁相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发挥当代新功能。

人类学、社会学民间信仰研究的结构范式与视角创新

民间信仰是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本文回顾了民间信仰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视野的历程,对这一领域中极具影响力的"弥漫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范式进行了系统解读,凸显了民间信仰的结构特性和主体价值,探讨当代民间信仰的概念范畴、互动结构和变迁机制上面临困境和挑战。通过引入"嵌入性"等新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进路,可以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视角转换与研究创新。

社会变迁背景下外来宗教与乡村传统的共生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近郊的一个村庄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地的乡村传统融合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在被基督教消解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基督教,使得乡村的基督教具有了乡土特质,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中国的乡村基督教具有发散与制度二重性。

宋代士大夫信仰体验及其心路历程

宋代士大夫宗教信仰者可分为布衣型、士绅型和官僚型三类,其信仰呈现出儒道佛三教融合的典型形态。三教信仰在一个人一生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宗教信仰亦即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弥漫性宗教"信仰而非"制度性宗教"信仰,注重内心的体验而非外在的宗教形式,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斥性。儒道佛三教,绝不是三种不同的宗教,而是同一种信仰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

台湾原住民作家小说普化宗教“百科全书式”叙事风格论——以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为例

"百科全书式"叙事源于福楼拜的"客观化写作",特点在于发掘平淡、自然的日常、世俗及人的活动,只表现出人类日常生活的日常行为。原住民作家小说创作中特有的普化宗教叙事与"百科全书式"叙事特点相吻合,故称之为普化宗教"百科全书式"叙事,该特征建立起原住民作家小说乡土审美具有原创性价值的特有叙事风格。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评介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一书通过考察宋代祠神信仰存在、演变的真实状况,重点探讨了其与社会其他部分,如政治权利、社会群体、经济力量、交通网络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综观全书,作者试图在"唐宋大变革"这一背景下勾勒出宋代祠神信仰的演变轨迹及其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该书作为一部较为深入研究宋代祠神信仰的专著,进一步丰富了宋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习得性特点——以安康龙舟竞渡为例

杨庆堃先生提出的“弥漫性宗教”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有着极大的意义,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以杨先生的理论为基础,可以看出中国的“弥漫性宗教”有着习得性特点,同时习得性对于中国宗教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康龙舟竞渡作为一个文化品牌,亦是一项宗教活动,具有中国“弥漫性宗教”的一般特点,也较明显地展现了中国宗教的习得性特点。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韦伯中国命题新解:中国宗教之当代经济意义初探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分散性的-儒释道的诸多类别。对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家的传统宗教信仰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有着相当的影响。最后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中国"与"韦伯"的角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与对待经典理论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反思。

在跨文化的诠释中确立典范——杨庆堃关于中国弥漫性宗教概念的意义

在充分认识不同宗教的本质与差异的前提下,相对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杨庆堃创造性地提出了"弥漫性"宗教的社会学概念,使中国宗教研究得以在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中获得空间。本文从宗教之间彼此诠释的重要性入手,探讨杨庆堃为中国宗教研究树立的典范: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相互诠释与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跨文化(宗教)的诠释中来深化对中国宗教的解说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