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内在契合、发展限度与完善方向

以“信用”为核心的“技术治理”为当前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创新的空间和可能,以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信用建设”建设是“八八战略”中浙江进一步发挥环境优势的重要方面,为“信用浙江”建设指明了方向。通过信用价值对社会治理需求的回应、信用工具在治理场景中的应用、社会信用体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大数据与社会信用治理的融合发展,证明了信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内在契合性。但是,也要注意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在应用层面、立法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存在多维度的现实挑战和发展限度。提升信用治理能力、填补社会信用立法空白、尽力消除理性限度,应当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提升信用赋能社会治理的几个完善方向。故而文章提出,应当从完善“信用浙江”顶层设计、加强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增加“信用浙江”的可输出成果以及推动实现“信用浙江”双向赋能等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人工智能+信用治理”:逻辑理路、边界约束及实践路向

“人工智能+信用治理”作为智能时代信用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和整体性重塑,是一个社会技术复合系统,蕴含着必然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和目标逻辑。在人工智能与信用治理的互嵌融合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类决策与机器决策交互作用,由此形成了技术应用、智能决策、数据安全、主体参与和价值实现的边界约束。充分释放“人工智能+信用治理”的乘数效应,需要恰当处理好信用治理客体、主体、载体、媒体和环境之间的共生互促关系,以技术向善赋能信用善治。

县域财政压力、信贷行为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供应链联盟伙伴企业间的信任评估模型

为定量研究供应链伙伴企业间的信任值,利用信任产生的声誉机制,将供应链伙伴企业间的信任分解为直接信任和推荐信任,并利用贝叶斯概率估计方法,定量地评估供应链联盟伙伴间的信任值,然后根据信任值的更新机制,分别对直接信任值和推荐信任值进行更新,最后得出了伙伴企业间信任值的综合评估模型。仿真结果和分析表明,评估模型体现了声誉机制的作用,并体现了对机会主义和恶意推荐行为惩罚的思想,当连续交易失败或者伙伴企业有机会主义行为时,信任值会迅速下降,要恢复信任值需经历漫长的过程。

资本流动脆弱性与我国的基本状况分析

近年来,由于世界各国进一步推进货币可兑换,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在满足投资需求的同时,也使得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变得更为突出。文章在整理历年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以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人民币升贬值压力为前提,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利用外资和外债三个资本流动脆弱性最敏感的视角展开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全景式回顾、评价与思考

本文对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了全景式回顾、评价和理性思考,认为改革取得重要性阶段成果的同时,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晰、内部人控制严重、省级联社履职行政化色彩浓厚、省级政府金融风险处置责任虚置、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提出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分工合理相互制衡的履职组织架构以提高管理效率、建立以省级政府为出资主体的金融风险处置基金以强化责任约束、构建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以促进金融创新等政策建议,藉此推动和全面实现改革目标。

国内销售、间接出口与直接出口——基于信贷约束视角下的解析

从信贷约束视角对企业国内销售、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的选择进行理论解析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影响国内销售的可能性最小;总体信贷约束变量对间接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刺激效应;银行信用对企业直接出口存在显著的正向刺激效应;在信贷约束对企业直接出口份额的影响中,低廉的信贷成本可能发挥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当银行信用这一信贷约束发挥作用时,对直接出口的影响最大。

资产负债表的直接传染——一种银行与企业信用链上的信贷冲击乘数效应

文章立足于中国垄断竞争型的信贷市场,以直接金融对银行间接金融的替代性较弱为前提,深入分析了在经济或金融紧缩时期,银行贷款收缩或变动通过资产负债表的直接传染可能产生的一种信贷冲击乘数效应,并且指出,这种乘数效应可能与现有文献所研究的信用渠道中的银行借款渠道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形成相互强化机制,进一步放大信贷变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建立黑龙江省科技与金融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的科技与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着直接融资市场体系不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高科技企业获得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应借鉴国外支持和鼓励科技企业的措施,建立黑龙江省的风险投资体系和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信息平台及资信评估体系,以推动全省科技与金融服务的结合。

较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农信社小额信贷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北金湖农户“直接意愿”调查的实证检验

结合农户借贷行为特征,采用江苏省金湖县273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通过基于"直接意愿调查法"的二元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实证分析中国较发达地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人数、农村家庭大额非日常支出、农户人际关系的强弱和正规社会资本资源显著影响农户小额信贷的需求,而非农收入比重、农户兼业类型及地区人均贷款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小额信贷的概率。因此,重视和挖掘农户潜在信贷需求,改进信贷产品服务和质量,满足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才是实现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所得税制:抵免法与免税法适用比较

当前我国采用抵免法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同抵免法相比,免税法更能降低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税负并大大减少纳税遵从成本,因此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从抵免法转向免税法。采取免税法的国家不仅可以吸引他国企业总部迁入,还能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条件。基于为我国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创造良好条件和促进我国居民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目标,从境外投资所得税政策与跨国资本流动相适应、降低税收征管和纳税遵从成本、维护我国税收利益三个角度考虑,我国应该转向免税法。

谈我国信用征信业加入WTO后应对欧盟数据保护指令的策略

1998年10月开始生效的欧盟资料保护指令禁止个人资料向不具备欧盟适当隐私保护水平的第三国转移,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中欧贸易的障碍,也不利于我国信用征信业的发展,为了避开禁令限制,根据欧盟指令的让步条款,结合WTO争端解决方式及美欧安全港协议,信用报告使用者、信用征信业和政府各有可行的应对策略。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

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

低保工作已经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确定低保对象甚至已经成为信访与干群矛盾的焦点。低保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障贫困人群的最低生活需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低保被权力异化了。错误的功能定位使低保制度失去了应有之义,同时导致工作上、认识上和宣传上的失误,人们甚至认为享受低保是一种社会身份,享受低保是公民权利,享受低保不仅没有精神成本,精神收益反而很高。因此,必须对低保制度的功能重新定位,纠正工作上、认识上和宣传上的失误,在改革的过程中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提高享受低保的成本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成本,是实现分离均衡的条件;第二,明晰项目边界,防止项目之间的成本转嫁,低保项目不能用于维稳和作为乡村治理的手段;第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高救助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创建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品牌信用评级机构

征信评级机构掌握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定价权,可引导金融资本合理配置,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力量。本文在分析我国征信评级制度发展的背景、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法规、理顺管理体制;改变信用评级收费模式;完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对央行征信中心实施体制机制创新;把改制后的央行征信中心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品牌的征信评级机构,使其与我国国力和金融发展相适应等政策建议。

银行信贷投向的灰色评判研究

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合理的信贷投资结构是提高银行价值的根本保证。银行在进行信贷投向决策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的经营现状,更要思考企业的未来经济发展态势。文中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方某市为例,在工业产业现状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选定了8个指标来评价不同行业的经营现状,重点利用灰色系统建模预测方法实现了不同行业未来3 a经济状况的指标预测,最终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该市不同工业行业的未来经济前景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对于银行信贷投向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问题的分析

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是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环节,而金融问题是制约全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拓宽投资渠道、充分发挥银行贷款主渠道作用和建立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将对黑龙江省高新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建立农民基本信贷保障制度统筹推进“三化”建设研究

2009年,《吉林省以财政补贴担保建立农民基本信贷保障制度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创性地提出了针对农民贷款过程中抵押物缺乏的解决途径,建议在粮食主产区允许农民以粮食直补资金这一稳定收入流作为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该建议被采纳,并在吉林省先行先试,并全面推广,取得了良好效果。事实证明,对农民进行信贷支持,有利于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并实现这一进程的内生、稳定和高效。

货币信贷扩张、融资结构与政策含义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本质区别不是信用层次的不同,在于转移储蓄方式的差异,前者有全额证券化储蓄的支撑而不扩张货币总量,后者只有部分货币化储蓄的支撑而同时扩张货币总量,两者的扩张和结构调整都不能脱离储蓄的约束。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增长快慢都与储蓄比重、资产回报、市场利率紧密关联,货币扩张速度的加快,在推动间接融资规模扩张的同时,会抑制直接融资规模的增长,间接融资本身会对直接融资产生金融抑制效应,会继续强化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特征。要积极促进居民储蓄,保持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变动的一致性,提高储蓄对融资的支撑力度,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优化研究

针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的现状,分析了信用担保机构资产规模小、结构失衡、实力较弱;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缺乏;政府不适当的干预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等原因。提出了应建立健全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优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观点。指出应在宏观上优化政策性担保体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成立"担保业监管委员会",以加强对信用担保业的监督管理。对于担保机构而言,应科学合理地划分融资担保参与方的风险分担责任,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分散和转移机制,并不断完善担保机构内部控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