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归译者,导演的还给导演”——基于戏曲视角的可表演性翻译原则限度分析

"可表演性"从此成为戏剧翻译争论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译界为此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可表演性"与"可读性"相互对立,而Bassnett就是戏剧翻译可表演性原则最为坚决的反对者。对于戏曲翻译而言,"可表演性"是一个伪命题,不能用来指导戏曲翻译实践。译者应立足于戏曲自身民族特点,走出迷宫,回到对戏曲、剧本和戏剧翻译的本质概念准确理解的上来。"译者的归译者,导演的还给导演",译者与导演各有所属,莫违规强迫戏曲译者越界完成戏曲导演的份内工作,才能切实促进戏曲翻译的繁荣与健康发展。

艺术完整性与程式——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戏曲导演制

戏曲导演制的确立得益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传播以及受斯坦尼体系影响的话剧理论,而其中的关键是戏曲从两者中引入了"演出的艺术完整性"这一观念。于戏曲导演制而言,这是斯坦尼体系最主要的影响;同时,斯坦尼体系也影响了戏曲表演,主要表现在帮助一般演员体验和进入角色上。戏曲表演经验与斯坦尼体系在观念和技术上相通或相似之处使戏曲可以借鉴斯坦尼体系;又因为一般戏曲演员更多地忽略了内心技术的掌握,因此,戏曲才需要借鉴斯坦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戏曲导演逐渐认识到:借鉴必须坚守戏曲本位,而坚守戏曲本位则必须坚守表演本位,坚守表演本位又必须坚守程式本位。如此,才找到了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的立足点。

导演视域下董每戡剧论探赜——以《〈琵琶记〉简说》和《五大名剧论》为例

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导演。他以丰富的舞台经验进行中国戏剧史及其经典剧作的研究,进而形成一家之言的"剧史家说"和"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的剧史观,而其立足于舞台的导演意识在对相关剧作的阐述和研究时也格外凸显。以《〈琵琶记〉简说》和《五大名剧论》为例,他通过对元明清五大经典剧作的"导演式说戏",一方面对其所倡导的剧史观进行了理论实践,并为其构建完整的"剧史体系"作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我国古典剧作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全新参考系。

对“戏曲导演制”存在根据的质疑

戏曲艺术突出演员的表演 ,这正是戏曲艺术不受制于编导的关键。戏曲演员的表演是充分个人化的。充分个人化的标志是建立在童子功基础之上的表现方式的充分技艺化。复杂化的技艺是导演根本无法导出的。“导演制”在戏曲界“成了气候”

中国早期电影导演的“化人”观与戏曲美学

“化人”观是中国早期电影导演思想世界中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不论是郑正秋提出“化人”这一命题并阐释为“化作剧中人”,还是欧阳予倩强调演员要能“容受”以“化成剧中人”,抑或费穆重视表现角色之“灵魂和外型”,皆可见出这一点。倘若追溯“化人”观之渊源,不难发现其与戏曲美学存有“血缘关系”。从郑正秋的“声情俱妙”,到欧阳予倩的“合乎戏情”,再到费穆的“传神”,皆可见出这一“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