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前期“支度国用”中的杂徭

通过不役纳庸形式,杂徭在唐前期也被纳入国家财政的“支度国用”范围。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促使中央政府牢固控制杂徭的征派权,并严格执行上报、料功和计功程序。同时,这一特征也使杂徭与非法的杂徭役和中央临时别差科有了本质区别。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体现出唐前期赋役被纳入国家财政计划的严密性和整体性,也反映了南北朝以降中央政府对地方杂徭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逐步成熟。

浅谈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资金多环节拨付、多户头存放的弊端。有利于库款统一调度，降低财政资金运行成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强化财政预算执行，推进部门预算改革步伐；有利于防止挤占、挪用和截留财政资金；有利于健全财政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