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守正本考镜源流求新知——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科70年发展回溯与展望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70年来经历了初创期(1954—1958)、成熟期(1959—1977)、发展期(1978—1999)和提升期(2000年至今)4个历史阶段。在一代代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完成了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中医药文献传世巨著,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大与重点项目。学科特色鲜明,以擅长整理编纂大型中医药工具书为成果标志,文献研究以注重实用性为导向,在研究领域以本草和方剂为工作重点,从而为现代临床、科研和教学提供有效信息。未来学科发展将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知识和新方法,开展中医药文献的信息化和数智化研究,培养更多优秀的高层次中医医史文献专业人才。

从重写文明史到重写文学史

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新文科背景下文史哲融合的国学经典类课程改革——以兰州城市学院“国学经典导读”课程为例

新文科建设不仅是学科融合的理念,也是金课建设和课程改革的契机与动力。在新文科背景下,国学经典导读类的课程更易于打破专业壁垒,将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来夯实学生的国学功底。该课程改革聚焦新时代文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思政的融入点,探讨了在课程内容方面如何讲解文本的文学元素、发掘其史学价值、解读其哲学内核,提出了更具体、更细化的教学内容模块,推进了传统文科课程在新时代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并初步实现了跨专业的成果推广。

新文科视野下中文学科的重构与革新

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对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变革,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如何面对新文科建设的契机、应对新文科带来的挑战,是传统文科建设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就其本义所指,新文科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建设的问题,更是一种方法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新概念,更是一种新理念;不仅仅是对传统文科的外部改革,更是一种文科内部的自我革新。由此,提出“新中文”的思路,主张在新文科的理念下,建设新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新中文”重人文、重原典、重融通、重创新的四种特征,是认识其内涵的基本视角。

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

本文为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导言的删节版,主要关注三个项目。其一,通过分析三个关键词,以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及与该名称相关的主要问题。其二,回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制化进程,尤其是其在北美的发展。其三,勾勒《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整体轮廓。《指南》的第一部分"历史与地理"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区域发展。第二部分"文类与类型"概览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文类(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及其他文学类型(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第三部分"文化和媒体"探讨美学、语言、区域、都市等文化概念以及视觉艺术、印刷、网络等技术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四部分"议题与争论"侧重介绍文学流派与思潮、性别与身体、记忆与创伤以及中文与英文学界的整体发展。结语部分涉及海外近期的关键议题、作家研究和文学争论。

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

"文学史正义"属文学史观范畴,作为对给定语境的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它实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就有怎样的文学史编撰。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讨论本土语境的现代文学史观;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纵论当代文学史观;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为典型,略论当代旧体诗创作与当代文学史述的重大关系,以及"文学史正义"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启迪。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名称涵义之争已经构成了一段学术公案。该书为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的讲义,其油印本中缝题名的迁变与厦大课程体系改革相关。事实上,鲁迅自题的"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其最为认可的讲义名称。回到鲁迅的用词语境,"古代"或指远古到东汉末年,或指上古至隋。鲁迅所用"汉文学"实际上指汉字书写的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之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与文学史著作名称的变更。"中国文学史略"改作"汉文学史纲要"是带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实践,却被长期忽视。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

虽然"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课程"的含义,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源头,本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后和课程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却忽略了课程这一重要环节。现当代文学课程在目前又遭遇到边缘化、相对滞后于学术研究、人文性质不足等许多问题,因此亟待学界加以重视和讨论。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

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等具代表性的文学史叙述为视点,考察并反思其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涵、特征、意义和代表性文本个案等诸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表达,从中获得对于"新写实小说"的不同维度、不同观念和不同方法的多样启示。尽管这些阐释与表达尚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妨碍我们确证新写实小说经典化解读的由此开始,以及通过此来进一步把握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思想文化基本流向的企图。

都市中的忧郁与想象——论戴望舒的情感生活与诗歌创作

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生活观念导致了戴望舒婚姻爱情的失败,而情感生活的悲剧则使得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瞬间浮华的现代都市色彩和孤独忧郁的情感基质。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丁香”与“蔷薇”、“夜”与“梦”是两组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前者是忧郁的爱情生活的象征,后者则是都市浮华中孤独的人生体验。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的时空脉络与精神流变

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的脉络架构主要遵循三条线索:时间脉络是其显性主线,分为两代四段,两代即唐至清末的古代期和清末至今的现代期,四段即唐至明中期的发生发展期、明中晚期至清末的繁荣昌盛期、清末至民国的现代转型期、建国至今的当代延续期;空间脉络是其地图辅线,表现为东部与西部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区域性差别与传播性互补;精神流变脉络是其深层隐线,逐次表现为从移植到本土化再到现代化的发展演变。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

近几年来,学术界提倡中国文学研究应打通古今的呼声颇高,其宗旨主要在于突破学科区隔的壁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贯通性的研究。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同仁把它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就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学理思考,包括古今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中通变说的联系、文学史的分期、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

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独立学科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体制有重要关联,1950年代"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1950-1980年代新文学的历史建构;教学大纲的颁布,使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规范具体化、体制化,并落实到新文学教学和文学史教材编写中;新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最终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是对新文学史真实本体的解构,它把不符合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于文学史之外。